中印军队在洞朗地区对峙了70多天后，终于结束了这场危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不会对中印关系起到任何促进作用。相反，它或许标志着，印度将其与中国在经济、外交、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拓展到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将印度视作一个竞争对手，但印度却一直视中国为其强国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印度开启了一波从各个方面学习中国、遏制中国、超越中国的针对性行动。从尼泊尔、不丹这样的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带，到斯里兰卡、孟加拉这样的南亚后院；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邻居，到西亚、非洲等拥有大量印度移民和劳工的地区；莫迪上任后频繁出访所留下的足迹，无一不彰显出其明确的针对性。
在从硬实力上赶超中国的同时，印度也希望在软实力的较量中胜出。“佛教外交”（Buddhist Diplomacy）便是莫迪政府力图增强印度软实力的一项举措。
印度的佛教外交
2015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了一场印度教与佛教的对话会议。会议分别在新德里和佛教圣城菩提迦耶（Bodh Gaya）设立了两个会场，其主题是“化解宗教冲突和增强环境意识”。作为会议的首席嘉宾，莫迪在发言中宣布：印度将“领导全亚洲，推广佛教文化遗产。”
正如他所倡导的“国际瑜伽日”或“印度制造”等国家战略一样，莫迪对自己宣布的每一项倡议都会做到身体力行，并甘当首席代言人。那次大会的最后一天，莫迪带领一众参会的代表们，前往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诃菩提佛寺（Mahabodhi Temple），坐在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当年悟道的菩提树下，打坐冥想了20分钟。
印度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佛教世界的领袖”，是从更早前就已开始的。2010年，印度国会批准在玄奘曾经求法的那烂陀（Nalanda）佛学院遗址上，重建那烂陀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来自印度以外的国家。2012年，印度赞助了在缅甸仰光举办的佛教学者会议，当时的印度外长亲自出席，他还参加了仰光一座佛像的开光揭碑仪式，该佛像是早前印度总理访缅时捐赠的。
莫迪上任之后，印度的“佛教外交”更是正式升级为一项国家外交策略。2015年5月，莫迪宣布将释迦牟尼的生日定为印度的全国性假日。随后，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参观了西安的大雁塔，并特意前往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在供奉“开元三大士”（创立中国佛教密宗的三位印度僧人）的殿中观礼。同年8月，印度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宣布了一系列推广佛教的会议、讲学等活动，包括前面提到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对话会议。印度媒体立刻捕捉到了政府致力于“佛教外交”的新动向，《印度电讯报》（The Telegraph of India）惊呼：“印度有了一个新的文化大使！他就是佛祖。”
印度国内佛教影响力有限
佛教圣城菩提迦耶位于比哈尔邦 —— 印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来自世界各地、穿着不同颜色袈裟的佛教僧侣，另一类是成群结队的印度乞丐。乞丐们知道谁是最慷慨的施主，他们聚集在各大寺庙门口，等待着刚刚朝拜完佛祖的僧人和香客。
摩诃菩提佛寺于2002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菩提迦耶招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朝拜者。寺庙院子里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仍然与佛祖悟道的传奇联系在一起，来自中国的游客仍津津乐道于玄奘在书中对它的描述。但是，无论是印度人的记载，还是英国人的考证，现在的这棵树都与2500年前的那棵树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记录，现存的那棵树是1881年他亲手种植的。
但这丝毫不影响四面八方的佛教弟子前来朝拜，不影响人们在树下打坐、冥想、诵经。院子里也不乏游手好闲的印度人，他们肯定不是佛教徒，但他们知道每一位佛教徒的心思。当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低头寻觅的时候，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凑上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菩提树叶，同时指指头顶上的大树。当你惊喜万分地向他道谢时，他会不慌不忙地伸手向你要钱。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或者佛教在印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印度的佛教信众只占总人口的0.7%，排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之后。而且，佛教信众数量是印度各宗教人口当中下降最快的一个群体。
佛教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宗教，在印度并不受重视。尽管在其教义中，崇尚众生平等、反对祭祀至上的佛教与坚持种姓制度的印度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但许多印度人还是相信，佛教不过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而释迦牟尼不过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Vishnu）的一个变体（毗湿奴有无数个变体，释迦牟尼是10个主要变体中的第9个）。
印度开启佛教外交的原因
对于印度大张旗鼓地推广“佛教外交”的原因，中印学者和观察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印度媒体《石英网》（Quartz）认为，莫迪上任后推出的“东进行动”（Act East）战略，与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关系。“东进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文化联系，而这些国家正是属于“佛教文化圈”的国家，所以，佛教外交成为印度重新平衡其与东南亚和东亚邻国关系的重要补充。
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曾撰文指出：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以此提示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着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该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拉那德（Jayadeva Ranade）则认为，印度开展佛教外交除了要与亚洲“佛教圈”国家拉近关系、掌握“佛教话语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靠达赖喇嘛以及客居印度的藏传佛教势力，在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区，阻止中国势力通过佛教向周边国家渗透。
今年3月，拉那德在智库组织《卡内基印度》（Carnegie India）的网站上撰文指出：“达赖喇嘛的年龄增长，使得谁将确定他的转世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最终解决达赖喇嘛对北京来说的不可靠性，从而加强对西藏的政治控制。”而达赖喇嘛对于印度的周边外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莫迪和达赖喇嘛一前一后访问蒙古，莫迪在乌兰巴托的记者招待会上，多次强调印度与蒙古的“佛教纽带”（实际上是西藏与蒙古的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