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总统乔·拜登11月23日宣布提名其长期外交政策臂膀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担任国务卿一职。布林肯随后在推特上表示，如果提名获得确认，这将是他“全身心投入的使命”。如果布林肯最终得以成为美国外交巨轮的掌舵人，他是否会带领这艘巨轮改变航向？这又会给美中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布林肯过往的经历及表述中管窥一二。
安东尼·布林肯其人
安东尼·布林肯196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叔叔则是驻比利时大使。除了家庭的外交渊源，布林肯的海外生活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形成：布林肯在少年时曾随母亲长期旅居法国，他的高中同窗、国际危机组织总裁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对《金融时报》表示，这段经历使得布林肯非常理解美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善于体悟其他国家如何审视美国，这让他成为重塑美国国际信誉的不二人选。
布林肯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于198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纽约和巴黎两地做律师，并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布林肯的外交政策生涯开启于克林顿政府时期。他在1993年进入国务院，担任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并于次年进入白宫，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布林肯转战参议院，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助手总管（staff director)，而彼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时任特拉华州参议员的乔·拜登。从那时起，布林肯就和拜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2008年拜登第二次向民主党总统提名发起冲击的时候，布林肯就是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那次竞争中，拜登虽然输给了民主党内的政治新星奥巴马，但被奥巴马选做了竞选搭档，最终成功当选副总统，布林肯也随之进入了奥巴马-拜登的总统交接团队。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于2015年1月上任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副国务卿。这段时间里，布林肯作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在回应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猎杀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打击伊斯兰国、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等重大外交事件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华盛顿打滚数十年 布林肯深谙官僚运作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布林肯离开公共服务领域，创办了一家名为WestExec Advisors的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建议。其合伙人还包括如今被外界广泛预测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米歇尔·弗劳诺（Michèle Flournoy）。在拜登决定第三次向白宫迈进之际，布林肯从这家公司暂时离职，担任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
分析人士指出，在华盛顿政策圈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经验使得布林肯深谙官僚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运作之道，这有助于他在上任初期有效开展工作。此外，布林肯与拜登长达20年的亲密关系，使得他成为拜登在外交事务上最为信赖的人，这也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对总统的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务卿。
布林肯的外交理念
布林肯被许多分析人士称为外交政策上的“中间派”，比如他既对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持谨慎立场，又多次支持一些被进步派人士称为“干涉主义”的海外军事行动；再比如，虽然布林肯承认多边国际组织的不足，但又认为美国发挥自身效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这些多边组织，而退出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因此，分析人士预测，由布林肯掌舵的美国外交巨轮或回归多边主义的航道，布林肯在上任后或以恢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增强盟友对美国的信赖为首要事项，并重返在特朗普时期退出的多边协议和组织，比如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在政治上更为困难的伊朗核协议。
不过，对于是否要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布林肯并不曾作出正面回应，毕竟现有的TPP条款被质疑会伤害美国工人阶层的利益，也受到一些人权和环保组织的批评。“自由贸易”的概念如今在美国政治光谱的“左”、“右”端均不受欢迎，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
此外，分析人士还认为布林肯会更多地践行以价值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视人权议题。
《华尔街日报》称布林肯具有“非意识形态化的共识缔造者”的声望，这也是拜登试图在他的政府中塑造的风格。
布林肯如何看待中国？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布林肯上任国务卿，他所面临的美中关系已经跟他效力于奥巴马政府时大不一样，这将是布林肯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布林肯今年9月在CBS的访谈上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他说：“我们都认识到，中国对我们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可以说是我们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甚至外交上所面临的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最大挑战。”
在如何应对中国这个挑战的问题上，布林肯的主张也体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外交理念的核心——加强盟友关系，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重视民主和人权的推动。
首先，布林肯认为应对中国的关键在于加强美国自身的盟友关系，借助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
布林肯今年7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中提到，中国一直以来将美国所拥有的联盟视为美国的核心力量来源，而这“正是中国不曾享有的”。他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联盟，尤其是在亚洲，“正中中国下怀”。
《纽约时报》指出，布林肯对多边合作的重视意味着他或许会花更多精力来加强美国与印度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关系，并且努力加深与非洲各国的接触——中国正试图在这些地区增加影响力。而且布林肯还会像他曾表述的那样，将欧洲视为美国在应对挑战时的合作伙伴的“第一选择，而非最后选择”。
其次，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布林肯还主张借助国际组织施展美国的影响力，并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他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国际组织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以抢占美国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放弃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布林肯强调将民主和人权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并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力地回击北京。他认为，全世界目前正出现“民主的衰退”，而中国正试图利用这一点。因此，美国在这个时候更需要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角色。他说：“如果我们在国内复兴我们的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首先重振我们与民主国家的联盟，这将为我们的行动奠定基础。”
在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之际，布林肯誓言，拜登政府会对北京侵犯香港人权与自由的行为施加新的制裁。他警告说，如果不能挑战中国在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让中国收到了可以不受惩罚的信号”，那么“中国可能认为自己可以对台湾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曾表示，拜登政府会“通过曝光北京试图干预的努力”，加强对台湾民主的防御。今年8月，布林肯在推特上鼓励美国和台湾之间加强经济关系，称这将“支持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我们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承诺”。早在2015年蔡英文作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访问美国时，布林肯就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她，并安排她造访白宫，这是首次台湾总统候选人进入美国国务院总部和白宫。
不过，布林肯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对台湾问题的应对是“稳定的来源”，属于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成功的故事”，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恢复这种平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林肯曾表示，拜登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但会是从坚持国际法、确保自由航行、以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角度出发。
在经贸和科技竞争问题上，布林肯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一场惨败”，未能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系统性问题，未来拜登政府会更重视中国利用科技加强政府管控的问题，更致力于打击中国的网络间谍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并联合盟友共同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他还曾力主拜登政府积极且连贯一致地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在必要时动用关税，并以整体战略作为支撑，力图行之有效而非“假装强硬”。
除了美中竞争，布林肯也多次表示美中在气候变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员和学者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负责，但同时呼吁美国在抗击疫情上与中国合作，布林肯就是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
不过布林肯强调，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与中国接触”，这需要美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他说：“这样两国关系就会更多地按照我们的条件而不是他们的条件向前发展。”
今年9月，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上，布林肯称美中完全脱钩是一个“错误”。他表示，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最终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