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1月13日），根据拜登过渡团队被广泛引述的消息，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挑选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他的头衔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Indo-Pacific coordinator）。
“这是一个高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级别、权限更广泛的管理职位，负责亚洲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各个部分”，“坎贝尔将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报告，” 华盛顿邮报负责报道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记者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写道。
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共和党人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告诉美国之音，“建立‘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职位确实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提高印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此进行协调的必要性。”
塞耶斯比较此任命与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启用博明（Matt Pottinger）有异曲同工之妙。“博明是国家安全副顾问，他确实在所有亚洲政策中扮演着四分卫角色。”
《外交政策》报道称拜登任命坎贝尔主管亚洲政策将加强新政府对华政策，是“在亚洲问题上的第一个大胆举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国安会提名官员主要是针对中东和跨太平洋地区的。
坎贝尔是民主党最资深的亚洲事务外交官之一，曾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任国务卿时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参与帮助奥巴马政府制定了“重返亚洲”（Asian Pivot）战略。奥巴马的白宫后来将其更名为“亚洲再平衡”，但坎贝尔在2016年出版的《重返亚洲》一书时仍延用自己的说法。
塞耶斯认为，对中国强硬的共和党人士应该也会欢迎这一任命。“那些对中国的行为高度怀疑、主张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人士，他们应该对这一选择感到鼓舞，这不仅因为坎贝尔可能有正确的亚太策略，而且也因为拜登政府希望提高这一问题的层级。
2019年底，坎贝尔和苏利文在《外交事务》撰文，题目是《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阐述了他们应对中国的理论。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防战略》中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说，“这种竞争必须保持警惕与谦逊（vigilance and humility），围绕与中国共存的目标而不是期望改变它来进行。”
2018年，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国绝不能回到希望中国实行自由化的以接触为基础的战略，美国必须承认这一战略无法成功。
观察家认为，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人选宣布延迟至今可能意味着对这一任命重要性的考量，其中也包括了希望它能顺利通过参院的确认。
“你需要一个个性、性情，受到广泛尊重的人来胜任这一职位。” 塞耶斯说。“坎贝尔具备这些，他的服务记录，以及他能成功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的个性，他在五角大楼，在海军服务过，他在国务院和奥巴马政府任职，最后几年他有自己的私营公司，一直与美国公司合作。”
塞耶斯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应忽视这一角色，美国商界在美中关系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竞争方面。”
“坎贝尔是个非常有技巧的外交官，他知道如何进行争论，如何说服对手，如何跟怀疑我们立场的人进行讨论，”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负责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高洪株（Harold Koh）说。
2012年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中共监视进入美国大使馆后，时任国务院法律顾问的高洪株曾跟坎贝尔一起应对处于危机中的美中关系。
高洪株对拜登启用坎贝尔感到高兴： “他在中国关系、亚洲关系上有大视野，对我们的国家很有好处。”
周二（1月12日）坎贝尔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组织主任拉什·多西（Rush Doshi）撰文强调，美国可以通过恢复与中国的实力平衡、支持美国的同盟，并利用这些同盟来反击北京的挑衅行为。
他们写道，通过重叠的联盟网络，美国应该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目前的走向很危险。”他们说，“这项任务将是美国近代治国史上最具挑战性的。”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真正的考验是，拜登政府是否真的能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十年前坎贝尔首次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