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立法会否决由中国中央政府背书的政改方案后，中国官方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并将政改方案被否的责任归咎于反对派。有分析认为，中央势将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秋后算帐，但其后果将是香港社会矛盾进一步扩大。
北京表态，立场强硬
香港立法会星期四（6月18日）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中国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对于这一结果，中国官方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
新华社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的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合宪、合法、合情、合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此次依法提出的普选法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通过，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所确定的普选制度的方向和各项法律原则，必须在推动行政长官普选的进程中继续贯彻执行，香港未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仍然必须以此作为宪制依据，其法律效力不容置疑。”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6月17日，也就是立法会投票表决的前一天发表社评，警告“一旦错过了本次政改窗口，将不仅仅是机会的失去，它的连带损失、包括社会信心的损失将难以估量。”这篇标题为《香港站在严峻的十字路口上》的社评还说，“政治往往是不能重来的单程票，明显是重大进步的一人一票因为香港反对派觉得‘不过瘾’就随手扔掉了，就是为了让中央‘尴尬’一下，这样的游戏实在是玩大了。”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强硬立场是要给香港人上堂课。他说：“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政府是有意识要教训一下香港人，让香港人明白北京是怎么看一国两制的，对香港的民主化是有限制的，所有底线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北京一点也不让步。”
仅八票赞成让北京丢脸
虽然各方都早已料到港府的政改方案无法获得通过，但仅8票赞成仍让北京感到颜面扫地，以至于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对这一表决结果只字不提，仅说70名议员中有28名议员投反对票。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在表决前大批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离场。然而，海外媒体普遍捕捉到了这一细节。金融时报报道说，“大部分支持这一方案的议员在投票前最后一刻退场，似乎试图让投票延期而未果。”
美国之音此前援引香港媒体的报道说，包括民建联、经民联和新民党在内的建制派一齐离场，希望达不到35人的法定人数，以拖延时间。但因沟通做得不好，部分建制派议员未获通知，没有离开会议厅，导致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进行表决。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即使所有议员都参加投票，该方案也达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但42票赞成和28票反对总比28票对8票的失败略微好看一些。“相信北京会非常不高兴，因为这样的投票结果给香港人、特别是国际社会一个很混乱的印象。”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说。
多数港人不满政改方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将政改方案的流产归咎于少数议员的反对。这位发言人对新华社说，“少数议员出于私利，否决普选法案，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使香港错失了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重要机遇，他们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环球时报在6月18日《政改被否是香港反对派历史之耻》的社评中说， “一人一票因泛民议员的集体反对而成了泡影”。这篇社评或许因披露了仅8票赞成的表决结果而已被环球时报从其网站上删除。
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表示，这是北京典型的统战手法。他说：“北京要把政改不通过的责任推给泛民，继续打压泛民。这是非常典型的统战、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的手法。”
香港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香港51%的居民支持通过北京的政改方案，37%的人反对该方案。但中国内地知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查建国认为，超过一半的港人支持该方案实际上是无奈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没有一个更好地方案去选择，他们不是在两个方案中去选择。就是说，港人是没有决定自己方案的权力的，这个权力是北京给的。北京只给你这一个（选择），你要通过就是这一个，要是不通过就说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没戏了。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通过这个，连这个也没了。”
北京料将秋后算帐
北京的媒体观察者田奇庄认为，香港立法会否决全国人大背书的港府政改方案是中共统治下首次下级立法机构否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也给北京的决策者发出了警示。他说：“香港立法会这次否定中央的决定，这是个好事，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是个好事，对于中央领导总是越俎代庖替港人当家作主应该是个很好的警示，希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明白中国应该和国际普世价值接轨，和真正的民主潮流接轨。”
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表示，中央政府的强硬表态显示他们会对香港的反对派议员秋后算帐，在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全面动员香港社会打压泛民主派议员，把他们的席次压缩到最小，但后果将可能是更为严重的。他说：“这样就一定会把矛盾扩大化，也就是说政改（被否决后）北京没有意愿去检讨矛盾发展的根源，继续采取打压的方式就是把社会的对立和分化进一步扩大。而且我们也看不到北京对现在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有什么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