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特别重视中共的宣传，导致中共的宣传呈现一种混乱的局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共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宣传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连习近平当局也在抱怨眼下中国官方的宣传有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乱象和歪风。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明确举例说明究竟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是指有人打着中共的名义或打着支持中共政权的名义宣讲中共提出的口号来给中共难堪，使中共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狼狈境地。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和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眼下最好玩的疑似“低级红、高级黑”的案例是，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讲话，声言要“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后脚就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声明，强烈谴责加拿大在处理中国电信企业巨头华为公司财务总管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未能“遵循法治原则、司法独立”。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这是中共撒谎、耍无赖、精神分裂的明显表现，可能也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只是人们现在拿不准究竟谁低级、谁高级，谁红谁黑。
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批评者发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了解长久以来的中国国情，也就是中共当局所说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共历来对内对外两套话语.
陈永苗说，“中共的内政和外交是没法打通的。在外交上，它以国际惯例、国际法来要求别人，但它不拿国际法来要求自己。它甚至把国际法的一些学者都废掉了，把国际法的一些专业都废掉了。它总是拿法律来捆绑别人的，不是来捆绑自己的。国际法、国际惯例都是这样的。”
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中国官方的宣传显示出习近平和他手下的人显然是在相互“低级红、高级黑”之外，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中共的宣传也有这种乱套现象。
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高调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即必须听从中共的指令；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及其政府在美国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对美国司法部庄严宣告，该公司“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
对中共的这种话语矛盾和不同的话语显然是相互“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应当怎么看？中国的历史学者章立凡说，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现象，而中共的一贯做法。
章立凡说，“您看他1940年代的时候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也要实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话都是信誓旦旦，是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说的。后来不都变了嘛。本来1949年说是要成立联合政府，也要实行普选，由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现在都没有实现啊。我觉得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章立凡说，中共的宣传目前之所以让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觉得乱得不行，可笑得不行，之所以出现中共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共主导宣传的人有问题。他说，“主要还是缺智商，可就说，他不懂得怎么自圆其说。所以，他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是忘了你是谁。”
在中共及其掌控下的宣传乱象迭起、中共领导层也在抱怨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之际，中国许多网民把中共相互矛盾的新闻宣传粘贴在一起，声言“新闻不能连起来看”，并要求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予以解释。
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要求和调侃保持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