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4日，我在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和人权中心讲学，介绍中国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特别是输血感染艾滋病人员的维权和受到迫害的情况，也涉及我本人和所在机构遭遇政府打击的情况。与会的一名国际组织人士询问，国际社会如何声援中国艾滋病维权人士和组织？我当即表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停止在中国事务上的自我审查立场，而不是需要为中国维权人士做特别的工作，因为实际上大家都很忙碌。当然，如果国际组织可以积极参与支持中国维权人士，也非常有意义。
我举例说，一些国际组织，比如福特基金会，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后，采取低调、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逐步介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事务，是有意义的，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但2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来到中国，大家如果继续沿袭20年前成功的“自我审查”，不仅无益，而且伤害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维权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公民运动需要来自自身的动力，也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资源支持。但大量来到中国的国际组织，不仅不能站到发展和维权的第一线，而是自我设限，靠近政府或项目资金完全通过政府，或者选择不得罪政府的立场，带来下列不良后果：强化了国际组织在华自我审查的政治正确性，令更多组织学会自我审查，以为不和政府合作就是错误；国际社会在华不能表达良知，对一线工作的组织，特别是参与维权和政策倡导的组织，不能提供道义和资源支持；通过国际组织资金的影响力，受其资助的组织也学会自我审查，从而导致一线组织更加孤立。
问题还在于，当国际组织选择自我审查，和中国政府合作，其人员内心就需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从而更多人士潜移默化地开始同情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立场，不仅为自己的沉默辩解，更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辩护。国际组织也需要为自己的项目成绩游说；中国政府表面的蛮横和私下的掩护，满足了大量国际组织的需要。如果成绩不好，可以说中国政府不好合作。稍有一些表面上的业绩，就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国际上为自己游说，从而再次误导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资源，而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维权运动无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组织人士在国际上为中国政府游说，而不是为一线工作的维权人士辩护。如果国际组织不能放弃自我审查，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不仅多余，而且有害。
我举例说，一些国际组织，比如福特基金会，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后，采取低调、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逐步介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事务，是有意义的，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但2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来到中国，大家如果继续沿袭20年前成功的“自我审查”，不仅无益，而且伤害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维权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公民运动需要来自自身的动力，也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资源支持。但大量来到中国的国际组织，不仅不能站到发展和维权的第一线，而是自我设限，靠近政府或项目资金完全通过政府，或者选择不得罪政府的立场，带来下列不良后果：强化了国际组织在华自我审查的政治正确性，令更多组织学会自我审查，以为不和政府合作就是错误；国际社会在华不能表达良知，对一线工作的组织，特别是参与维权和政策倡导的组织，不能提供道义和资源支持；通过国际组织资金的影响力，受其资助的组织也学会自我审查，从而导致一线组织更加孤立。
问题还在于，当国际组织选择自我审查，和中国政府合作，其人员内心就需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从而更多人士潜移默化地开始同情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立场，不仅为自己的沉默辩解，更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辩护。国际组织也需要为自己的项目成绩游说；中国政府表面的蛮横和私下的掩护，满足了大量国际组织的需要。如果成绩不好，可以说中国政府不好合作。稍有一些表面上的业绩，就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国际上为自己游说，从而再次误导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资源，而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维权运动无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组织人士在国际上为中国政府游说，而不是为一线工作的维权人士辩护。如果国际组织不能放弃自我审查，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不仅多余，而且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