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虽然在中国教科书中有所记载，但往往语焉不详、叙述简单，更没有细节的呈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民间记忆计划”正在用摄像机打捞历史，以免“不被记录的记忆”被永远深埋。
纪录片播映开始了。银幕上，导演罗兵从地上拾起一本年少时读过的教科书，并翻到书中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描述。对于一个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上面只有寥寥数语。
正是这种现象促使吴文光在2010年启动了“民间记忆计划”。56岁的吴文光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而参加“民间记忆计划”的则是20多名“85后”年轻人。他们返回父辈生活的村庄，用摄像机记录了亲历者的回忆。
在刚刚过去周末，他们的成果--六部纪录片，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行了展映。吴文光说，如果不做这项工作，老人们的挨饿记忆将被掩埋在尘土里。
他说：“他们大部分没有文化，他们更是远离报纸、电视广播或者一切的媒体。他们几乎白白的在三年里边经受了挨饿，之后又面临着一个被遗忘、被掩埋的过程。所以‘民间记忆’以这个历史的记忆作为一个切口，开始回到村子里边。”
*亲历者讲述饥荒年代*
邹雪平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新媒体专业。她拍了两个堪称“姊妹片”的作品：《饥饿的村子》和《吃饱的村子》。前一部记录了大饥荒时期她山东老家的故事。
邹雪平说：“比如说宋秋英，今年85岁。她说，她儿子最后饿死的时候躺在炕上，产生幻觉了，觉得他的边上有一碗饭。儿子拍了几下炕说，娘你怎么不给我吃的呢？她就说，我有吃的不就给你吃了么，还让你饿着么？然后儿子就说，娘我死了你别哭啊！”
当时的凄惨景象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像的。有人说，只知道过去村里日子比较苦，但没想到这么惨。
在邹雪平的片子里，老人们有这样的回忆：“有些老人说，家里爹死了然后他也跑不了坟上去送他，(饿得)走到半路就跌倒了。有的饿得都不能哭，没力气哭。村里面死人的时候没人抬，把人放在拖子上，村子里只有一头牛，用牛拖到坟上去。没有棺材，什么都没有。”
据邹雪平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山东省阳信县邹家村有41户，165口人，共饿死37人。
*50年前生理饥饿 如今心灵饥饿*
邹雪平这次参映的片子是《吃饱的村子》，讲的是村民们在看过《饥饿的村子》一片后的反应。有意思的是，虽然在《饥饿的村子》里接受采访的老人都认为拍得不错，但他们对该片是否应该在国外放映却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把丑事拿到国外去说对中国不好，会让人嘲笑。有的甚至说，这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这样的评论引起邹雪平的进一步思考。
她说：“老人是50年前肚子挨饿，但是现在是肚子往上是挨饿的，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样，他们也反对。我觉得好像人都吃饱了但是还是依然在挨饿当中。”
她认为，这段历史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以避免悲剧重演。
到目前为止，这项计划已经在10多个省份里采访了600多位老人。用吴文光的话说，这只是“历史冰山的一小块儿麟爪而已”。
他说：“记忆这个东西，很多人习惯性遗忘，不想惊动它。但是有人还是等待你过去问，他才讲。所有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有人坐在他面前，打开摄像机，倾听(他们)。”
*拒绝遗忘的老人*
罗兵在采访中遇到了一个拒绝遗忘的人--任定其。任定其用10年时间写下20多万字的《天地无情回忆录》。任定其告诉罗兵，他看过一些教科书，觉得那样记录历史“不对头”。
任定其的回忆录，用工整的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在作业本上，记录了当年饥饿的残酷故事。一开始，他并不想把回忆录公诸于世，怕又跟文革一样，被打成反革命。
在罗兵的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里，任定其最后才把回忆录拿出来让罗兵拍摄。
绝大多数片子都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但也有例外。吴文光排演了一个关于记忆和饥饿的舞台剧，而参加演出的章梦奇也参与了纪录片拍摄。这位舞蹈演员在她拍的片子《自画像：47公里》中，就穿插了一些舞台剧画面。
*为死者建墓碑*
“民间回忆计划”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纪录片拍摄和制作。邹雪平和章梦奇还通过募捐和自费，在村里为大饥荒死难者修建了墓碑。
这项计划还在继续。参与者说，他们在采访、制作和播放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阻力。但是他们表示，要想让这些纪录片在官方电视台播映，至少目前还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