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期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前NBA球星姚明发问，姚曾经“年收入4、5千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到20万，为何“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的回应是，“两人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此话引起网友热议，大家都知道芮成钢错了，却不知道姚明的回答也只对了一半，官员与球星“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正确，“两人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似是而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双方薪酬是不同的薪酬定价系统所给定的”。不过，这怪不得姚明，他并非经济专家，但已经迅速机敏地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不能拿名球星与官员做比较。因为即使在美国，从总统、州长到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的薪酬，都无法与名球星、好莱坞明星相比。当然，也不会有人会象芮成钢那样去拿两者相比较，并扯到收入分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
名球星的薪酬高，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电视机普及的时代，这就使人们对球赛的消费超出了球场，人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赛。由于一些专才的高知名度提升了球赛门票价格，增加了全球转播收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中少数专才的市场价值，于是著名球星可以参加门票与转播收入的分成。一些商业化运动项目（行业）的翘楚——如棒球、篮球、足球业的顶尖球星与拳击手的收入逐渐上升，终至出现姚明这样的天价薪酬球星。与此同步，各个行业如律师、企业管理、投资银行业的顶尖人才的薪酬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薪酬虽然不如顶级球星那样丰厚，但年收入逾百万成为常见现象。他们的生活之奢华也让人吃惊，比如一些公司在纽约，人住在新泽西的企业高管，竟然每天上下班都乘坐小型飞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节约开支，这种奢华举止才算是停止。
理论总是姗姗来迟。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对上述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学家认为这意味着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损害了原来的公平原则。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赢家通吃”（Robert Frank以及Philip Cook的观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罗格•马丁（Roger Martin）的说法让那些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听了满心欢喜，他认为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世界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总之，各学科的专家们的解释中，只有经济学家偏重于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习惯了市场竞争的美国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社会分配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质疑并讨论，但也在反复问：为什么要付给顶级明星那么多钱？
2010年10月11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被誉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Talent Grab：Why do we pay our stars so much money?”（人才争夺战：为何要付给明星那么多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答案。这两位经济学家引用加州大学（UCLA）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兰•佩奇•费斯克 （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阐述其观点。由于该文阐释得比较简单，我从费斯克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一书里引述其观点。费斯克认为，由于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根据主体之间的特殊组合特点，他提出了“关系模式原理”。
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 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如家人、手足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在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关系以效忠为基础；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如同学、战友，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MP），这一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以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模式。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
查卡尔和赫斯特里在分析了费斯克的“关系模式原理”之后，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特别在美国）每个行业的“明星”能够获得巨额薪酬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定价系统的作用。由于这些明星人物的才能都是稀缺的，因而能够获得稀缺物品的定价；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收入不到20万，那是因为他的薪酬属于权力等级系统给定。相比较而言，做市委书记的人才与做顶级球星的人才，当然是后者属于稀缺物品。
姚明的回答如果是：“我与谢书记的薪酬是属于不同定价系统给定的”，那就是非常完满的答案。
此话引起网友热议，大家都知道芮成钢错了，却不知道姚明的回答也只对了一半，官员与球星“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正确，“两人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似是而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双方薪酬是不同的薪酬定价系统所给定的”。不过，这怪不得姚明，他并非经济专家，但已经迅速机敏地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不能拿名球星与官员做比较。因为即使在美国，从总统、州长到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的薪酬，都无法与名球星、好莱坞明星相比。当然，也不会有人会象芮成钢那样去拿两者相比较，并扯到收入分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
名球星的薪酬高，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电视机普及的时代，这就使人们对球赛的消费超出了球场，人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赛。由于一些专才的高知名度提升了球赛门票价格，增加了全球转播收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中少数专才的市场价值，于是著名球星可以参加门票与转播收入的分成。一些商业化运动项目（行业）的翘楚——如棒球、篮球、足球业的顶尖球星与拳击手的收入逐渐上升，终至出现姚明这样的天价薪酬球星。与此同步，各个行业如律师、企业管理、投资银行业的顶尖人才的薪酬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薪酬虽然不如顶级球星那样丰厚，但年收入逾百万成为常见现象。他们的生活之奢华也让人吃惊，比如一些公司在纽约，人住在新泽西的企业高管，竟然每天上下班都乘坐小型飞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节约开支，这种奢华举止才算是停止。
理论总是姗姗来迟。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对上述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学家认为这意味着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损害了原来的公平原则。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赢家通吃”（Robert Frank以及Philip Cook的观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罗格•马丁（Roger Martin）的说法让那些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听了满心欢喜，他认为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世界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总之，各学科的专家们的解释中，只有经济学家偏重于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习惯了市场竞争的美国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社会分配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质疑并讨论，但也在反复问：为什么要付给顶级明星那么多钱？
2010年10月11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被誉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Talent Grab：Why do we pay our stars so much money?”（人才争夺战：为何要付给明星那么多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答案。这两位经济学家引用加州大学（UCLA）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兰•佩奇•费斯克 （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阐述其观点。由于该文阐释得比较简单，我从费斯克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一书里引述其观点。费斯克认为，由于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根据主体之间的特殊组合特点，他提出了“关系模式原理”。
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 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如家人、手足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在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关系以效忠为基础；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如同学、战友，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MP），这一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以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模式。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
查卡尔和赫斯特里在分析了费斯克的“关系模式原理”之后，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特别在美国）每个行业的“明星”能够获得巨额薪酬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定价系统的作用。由于这些明星人物的才能都是稀缺的，因而能够获得稀缺物品的定价；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收入不到20万，那是因为他的薪酬属于权力等级系统给定。相比较而言，做市委书记的人才与做顶级球星的人才，当然是后者属于稀缺物品。
姚明的回答如果是：“我与谢书记的薪酬是属于不同定价系统给定的”，那就是非常完满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