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立案调查特区行政长官的行动在中国大陆民众当中引发共鸣。许多网民感叹大陆何时能采纳香港的反贪模式对付贪腐成风。中国首位反贪总局局长对美国之音说，现行反贪机制成效显著，贪腐问题依然严重有其深层原因。
香港廉政公署据信已经对行政长官曾荫权是否违法收受利益立案，展开调查程序。之前，曾荫权承认休假时曾乘坐富商的游艇和飞机，以及最近签约租住在深圳的一套豪宅但没有申报这套豪宅的业主与政府之前批准发放牌照的一家传媒公司之间的关联。
廉政公署发言人称不评论个案，但表示如果掌握足够资料，会依法对任何级别的官员涉嫌腐败行为展开调查。
*议员鼓励廉政公署秉公办事查特首*
在香港立法会星期四对事件举行的一整天辩论中，建制派和民主派大多数议员罕见地齐声批评曾荫权在操守上明显存在问题。建制派的自由党主席刘健仪敦促廉政公署秉公办事，不要屈服任何压力，查清特首究竟是否非法收受利益。
刘健仪说：“廉政公署的角色非常重要。廉政因为当年打‘大老虎’而出名，赢得香港人对它的信任。一旦他们就有关特首是否触犯防止贿赂条款展开调查，我们希望它一样会秉公办理，千万不要因为它要查顶头上司而放软手脚，千万不要辜负香港人一直对它的期望、信任和厚爱。”
1960和1970年代，香港社会腐败成风，政府在1974年2月成立独立运作的廉政公署，从预防、教育和调查三方面展开肃贪倡廉的努力，并以雷厉风行、严厉执法的态度打击贪腐行为，使贪腐分子闻风丧胆，促使香港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廉政公署也因此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和声誉。
*大陆民众青睐廉政公署 律师称大陆难效仿*
本次立案调查行政长官是廉政公署破天荒头一回，并受到中国大陆民众的喝彩和尊敬。一位叫“河马酱珂小猪”的网民说，“从廉政公署对曾荫权立案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和香港法制程度的巨大差距”。网民肖江川说，“香港廉政公署专员由特首任命，但这次廉政公署却没有给特首面子，依然要调查他。这就是制度，大陆何时才能效仿？”
北京律师杨慧文说，香港廉政公署的生命力和执法能力在于它的独立性，而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反贪机构很难做到。
杨慧文说：“廉政公署有很强的独立性，而我们这些大陆方面的反腐独立性不够。再一个，我们大陆的反贪机构得到民众支持的力度不够。”
中国目前的反贪机构主要是各级检察院下属的反贪局，各级政府监察院和各级共产党纪律检察委员会。但是观察人士说，反贪局的地位并不高，办案时经常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目前反贪的主角是中共纪检部门，这种自己人查自己的人反贪方式难以从根本上对付贪腐分子。
*中国反贪以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为基础*
在2009年纪念中国第一个省级反贪局在广东成立20周年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说，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始终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
中国最高检察院属下的反贪总局第一任局长罗辑对美国之音说，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中国的反贪机构已经在尽量做到独立，但很明显还有改进的空间。
罗辑说：“中国的审判也好、反贪也好，那肯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中国现有的法制机制下反贪，我认为，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方面基本能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权利，你就不可以想象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那么多高层的官员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当然，中国的法制还有它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中国首任反贪总局局长：反腐卓有成效*
罗辑说，在担任反贪总局首任局长前后，他有很多机会跟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员沟通和接触，欣赏廉政公署反贪能力强，但他不愿意拿它与中国的反贪机构作比较。罗辑认为，反贪局、监察院和纪委三个主要反贪机构工作能力也很强，至于贪腐现象仍然普遍有它更深层的原因。
罗辑说：“这三个机构效率是很高的。大陆的反贪可以从每年纪委的报告、检察院的报告当中看到。它每年惩治犯罪和处理党员违纪等方面数量挺大的。一方面说明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机构在惩治腐败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之所以一边反，腐败现象还一边很严重，这不是反贪机制问题。腐败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原因。虽然打击力度很大，还是遏制不住腐败的发生。”
中共头号反腐官员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今年年初在工作会议上说，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执政者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