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一篇谈道德的文章引起争议。这篇文章驳斥了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观点。它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依据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决不可能出现社会道德总体滑坡。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纯粹从理论出发得来的结论，有违客观现实。
江苏卫视报道，去年12月30日，泰州市一辆汽车失控，撞破护栏，坠入河中。记者在现场发现，本应用钢筋水泥筑就的防护栏，里面用的竟是芦苇。
这种为了赚钱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在中国屡见不鲜，折射出社会道德缺失的严重问题。
*社会道德未能随经济发展提升*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社会道德是否跟经济发展成正比，不断提升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道德水平未增反降，且严重滑坡。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求是》文章的看法正好相反。文章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其论据是：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因此，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主旋律。
文章断言，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
*学者：分配不公说明所有制不公*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状况的说法，相当有道理。问题是，不能光从表面上看所有制，还要看分配。分配不公平，就说明所有制不公平。
他说：“现在分配不公，这是全社会公认的现实，而且在国际上已经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国家之一了。这样一个状况下，怎么可能说有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它相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质疑某些国有垄断企业是否还属于公有制。他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吃利差大概是3%，而发达国家是1%。
周孝正说：“我们国有银行吃3%的利差，是相当黑的。我要问，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一个银行的行长说，我一年的收入大约是3000万元，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这叫赚钱、挣钱，还是叫骗钱、抢钱呢？这道德好得了吗？”
*私有制下公德就一定差吗*
如果仅以所有制形式来评判社会道德高低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里，道德水平岂不应大大地低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吗？
可是，许多去过西方国家的中国人，看到的情形往往相反。王占阳在访问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并不像中国主流媒体所说的那样道德低下。
他说：“美国还有那么多道德高尚的人。有一个美国教授专门收养亚洲的残疾人，收了五、六个。还有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有一个好工作，但他不做了，他跑到非洲，支援非洲扶贫去了，去干那苦差事去了。”
*影响道德水平的不只是经济基础*
王占阳认为，影响道德的因素不只是经济基础，还有政治现实，比如官场腐败。
他说：“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势必会毒化社会道德风尚。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不正社会歪。我想这个问题，社会是有共识的。”
在王占阳看来，《求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民众的观感，也不符合各种调查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曾以“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在9800多名参与者当中，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占53.5%；“更理想的生活”， 占44%； “成为有钱人”， 占43.70%。
有评论认为，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
在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项调查中，相信“诚实守信吃亏”的人竟高达90%以上。《新华每日电讯》说，当“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都到了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认真反思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偏差*
王占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证明，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已经出现偏差。
他说：“目前的状况绝对不是小平同志所乐见其成的。恰恰相反，他强调的两个大的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一个是分配制度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他特别强调的道德风尚的向善发展也没有实现。”
北京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极为失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也就是你们西方媒体还会去看这些东西，在国内，它早被人民群众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就连中国央视名嘴白岩松都说，媒体天天都是所谓正面报道，就会慢慢麻醉这个时代，麻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所有的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