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中，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宗教、宗教应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宗教课题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宗教信仰状况的深刻变化。最近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场名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宗教”的研讨会上，来自中、美、港、台的宗教研究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宗教应该起到的作用、政府和宗教应如何良性互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目前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中，宗教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宗教信仰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让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必要条件。
*宗教应负起社会责任*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特别强调宗教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性。他表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有5千年历史的大国，怎样致力于通过宗教来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各界特别是宗教界肩负的历史使命。
张志刚特别呼吁在中国被人们称为“洋教”但正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基督教界的积极参与。他说：“基督教界领袖和信众，是否应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重新反省宗教信仰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积极而重要的贡献呢？答案是肯定的。”
张志刚表示，中国宗教应该面对苦难现实，把社会实践作为其优先政策和中心任务。他建议中国政府放开手让各种宗教去做事情，特别是让宗教提供社会服务。张志刚举了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为例。他说：“汶川地震时，当地政府拒绝任何组织包括宗教组织进场，但是到玉树地震时，就不一样了，玉树地震让大家感受到了宗教关怀的重要性，因为玉树在藏区，藏传佛教能够提供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政府管理宗教的政策滞后*
多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政府目前的宗教政策还比较滞后，这将无法带来政府和宗教间的良性互动。加州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灵指出，中国政府在目前的政府架构下必须把大大小小的宗教事务纳入管辖系统，而采取的管辖方式又是传统的。他说：“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跟西方很不相同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是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开了门就是国，关了门就是家，所以国家就很辛苦。没有一个社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国家事务来管理，因此中国的国家行政事务非常庞大，这样国家很累，老百姓也很辛苦。”
李灵表示，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的时候如何找到一个双方能够协调的办法，这是摆在政府和宗教界面前的紧迫任务。李灵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宗教讨论必须跳出政治的圈子，多考虑社会的意义，从社会的角度来想想宗教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现在(比如)象慈善工作，想想很好，可是在中国这是国家行为。(慈善工作)是社会事务，应该由社会来管理，这才能良性循环。当你把它变成国家事务，它就又变成一个包袱了。”
*宗教政策不当可引起民族冲突*
皮尤研究中心资深宗教问题研究员葛百彦(Brian Grim)1986到1988年曾在新疆生活，他观察到，在那段时间中，宗教问题还不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后来随着汉人的大量移民，当地维吾尔族人觉得自己受到某些威胁，于是开始寻找自己的宗教认同感，继而开始展开一些以宗教为背景的活动，这促使政府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比如汉化维吾尔族人、不准党员去清真寺等等。葛百彦表示，这就导致了宗教问题的出现。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问题确实参与到了少数民族运动中去，不过，少数民族运动出现的导火线不一定是宗教，而很有可能是政府的政策不得当。”
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强调，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应致力于建立起与各个宗教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他认为，如何正确处理宪政和宗教的关系、如何引导人们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建立起和谐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信仰社会以后发展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