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先生，常用名胡佳，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孩子，简单、善良和无所畏惧。胡嘉的很多个人朋友其实并不赞成他的做事方式，但人们大概都同意我这样的感受，认为人世间竟然有这样单纯和善良的人，简直是奇迹。
我也不认为胡嘉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善良的心情中人，在大众沉默的时代，基于良知，胡嘉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胡嘉讲出真话，甚至有些话语并不准确，但在一个大众沉默和政府撒谎的时代，胡嘉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大约10年前的这个时候，2001年6月底，我在北京。通过美国使馆科技环境处的高大伟先生，认识了胡嘉先生。
2001年初，我的一篇文章《健康报——河南人民健康的遮羞布》（http://www.aizhi.org/shyx/jkb2.txt）被美国使馆高大伟先生翻译后发布在使馆网站上，我们随后有联系，并在6月下旬在北京一次酒会上见面。
高大伟把我加入他的邮件发放对象中。在一篇邮件中，我看到作家王力雄的电子信箱，就询问高大伟能否介绍认识一下王立雄先生。我阅读过他的作品《黄祸》，希望认识这个作家。高大伟让我和胡嘉联系，说王立雄正在带一个环保的夏令营外出了。后来，我知道胡嘉当时是环保圈子里公认的联络人，大家有事情会去找他帮忙。后来，外界传说王立雄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可能是一个误会，其实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王力雄。
我给胡嘉写信，他同意见面，并推荐我阅读一篇《中国青年报》对他采访文章“异类青春”，讲述一个无私奉献人类公益事业的年轻人的故事。当时他的名字叫胡佳，我最初以为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的签名有藏羚网的落款，我以为是一个藏人，在藏学机构里工作。电话中，胡嘉声音很清脆、积极向上的样子，给人振奋和鼓舞，我惊讶中国社会里还有这么积极的青年人。
我们大约7月中上旬约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一个starbuck咖啡馆见面。咖啡馆在友谊商店东边、齐家园外交公寓外面的那个咖啡馆。除讨论艾滋病和环保工作外，胡佳谈的比较多的是平反六四、对藏人的关心、以及环境政治力量发展的问题。有些事情也是让我惊讶的，比如他说他去拉萨，见到喇嘛们，建议他们购买电脑上网，联系达赖喇嘛。我当时都觉得可能会给喇嘛们带来麻烦的。现在看起来，我可以更加积极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民族学博士张先生后来也加入，因为他家在附近，我们也要谈一个事情。离开的时候，我是为这个年轻人担心，但很有兴奋的心情。我已经习惯于自我政治审查了。我的那个朋友摸着胡佳的头说，小伙子，悠着一些？
我随后和胡佳有更多接触，一起访问了一些民间机构。我邀请他加入北京爱知行动项目，他表示自己秋天要去印度学习英语，回来后可以帮助。2002年春天，胡佳回来后，开始参加爱知行动项目的活动，当时主要是周六的论坛会议和平时接待来自河南的求助的病人。
2002年7月1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令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挂靠单位停止挂靠关系。我们于是开始寻求注册。胡佳开始作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参与我们的工作。2002年8月24-9月20日期间，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胡佳积极救援我，开始为国际社会关注。2002年9月27日，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注册成功，胡佳负责机构日常管理，直到2003年8月份胡佳访美回国之后。
胡佳被当局关注上，应该是2002年8月24日-9月20日救援我的时候。我被释放的当天，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就表示过，出去后要我劝说胡佳，说他们本来要把他收监的，但考虑害怕扩大影响，就没有动手。
胡佳被当局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和施加管控措施，是2004年3月份的事情。当时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6月3日晚上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点燃1000根蜡烛，扎1000朵小白花。
胡佳是佛教徒，相信有神灵护佑，所以他不惧怕打压。2004年夏天，为参加欧盟的一个会议，在北京欧盟办事处召开的，他从家里四层楼上跳下来，从后窗子跑出去了。这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
我也不认为胡嘉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善良的心情中人，在大众沉默的时代，基于良知，胡嘉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胡嘉讲出真话，甚至有些话语并不准确，但在一个大众沉默和政府撒谎的时代，胡嘉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大约10年前的这个时候，2001年6月底，我在北京。通过美国使馆科技环境处的高大伟先生，认识了胡嘉先生。
2001年初，我的一篇文章《健康报——河南人民健康的遮羞布》（http://www.aizhi.org/shyx/jkb2.txt）被美国使馆高大伟先生翻译后发布在使馆网站上，我们随后有联系，并在6月下旬在北京一次酒会上见面。
高大伟把我加入他的邮件发放对象中。在一篇邮件中，我看到作家王力雄的电子信箱，就询问高大伟能否介绍认识一下王立雄先生。我阅读过他的作品《黄祸》，希望认识这个作家。高大伟让我和胡嘉联系，说王立雄正在带一个环保的夏令营外出了。后来，我知道胡嘉当时是环保圈子里公认的联络人，大家有事情会去找他帮忙。后来，外界传说王立雄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可能是一个误会，其实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王力雄。
我给胡嘉写信，他同意见面，并推荐我阅读一篇《中国青年报》对他采访文章“异类青春”，讲述一个无私奉献人类公益事业的年轻人的故事。当时他的名字叫胡佳，我最初以为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的签名有藏羚网的落款，我以为是一个藏人，在藏学机构里工作。电话中，胡嘉声音很清脆、积极向上的样子，给人振奋和鼓舞，我惊讶中国社会里还有这么积极的青年人。
我们大约7月中上旬约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一个starbuck咖啡馆见面。咖啡馆在友谊商店东边、齐家园外交公寓外面的那个咖啡馆。除讨论艾滋病和环保工作外，胡佳谈的比较多的是平反六四、对藏人的关心、以及环境政治力量发展的问题。有些事情也是让我惊讶的，比如他说他去拉萨，见到喇嘛们，建议他们购买电脑上网，联系达赖喇嘛。我当时都觉得可能会给喇嘛们带来麻烦的。现在看起来，我可以更加积极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民族学博士张先生后来也加入，因为他家在附近，我们也要谈一个事情。离开的时候，我是为这个年轻人担心，但很有兴奋的心情。我已经习惯于自我政治审查了。我的那个朋友摸着胡佳的头说，小伙子，悠着一些？
我随后和胡佳有更多接触，一起访问了一些民间机构。我邀请他加入北京爱知行动项目，他表示自己秋天要去印度学习英语，回来后可以帮助。2002年春天，胡佳回来后，开始参加爱知行动项目的活动，当时主要是周六的论坛会议和平时接待来自河南的求助的病人。
2002年7月1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令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挂靠单位停止挂靠关系。我们于是开始寻求注册。胡佳开始作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参与我们的工作。2002年8月24-9月20日期间，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胡佳积极救援我，开始为国际社会关注。2002年9月27日，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注册成功，胡佳负责机构日常管理，直到2003年8月份胡佳访美回国之后。
胡佳被当局关注上，应该是2002年8月24日-9月20日救援我的时候。我被释放的当天，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就表示过，出去后要我劝说胡佳，说他们本来要把他收监的，但考虑害怕扩大影响，就没有动手。
胡佳被当局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和施加管控措施，是2004年3月份的事情。当时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6月3日晚上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点燃1000根蜡烛，扎1000朵小白花。
胡佳是佛教徒，相信有神灵护佑，所以他不惧怕打压。2004年夏天，为参加欧盟的一个会议，在北京欧盟办事处召开的，他从家里四层楼上跳下来，从后窗子跑出去了。这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