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六四前夕，片警来电话，询问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我回答说，应该平反六四。片警说回去和领导研究研究。随后，我被上岗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六四期间被上岗，也是警察第一次来电话询问我对六四的意见。我正好选择外出办公，就带着家人一起离开了北京。
1989年的夏天，一晃22年过去了。有一些人一辈子生活在那一天里。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是这样的，刘晓波先生也是这样的。刘晓波先生在获悉获奖消息后表示，和平奖是给六四亡灵的。
我的记忆再次回到22年前的6月4日凌晨。3日晚上，刚到广场，就听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的消息，严家琪先生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讲，场面非常感人。3日晚上，大家来广场之前，都已经看到北京电视台颁布的戒严令了。
到处都是冲突的消息，广场上混乱极了。你不知道听谁的。大约1点多钟，喇叭上传来消息，告诉大家两个选择：离开广场或集中在纪念碑周围。我正在犹豫中，眼睛望着纪念碑，这个时候一个穿白大衣的医务人员摸着我的头，说了声“小伙子快走吧！”
我离开了广场，来到劳动文化宫前、历史博物馆一侧，直接夜里2点半的时候。子弹扫射过来，和先前不同的是，子弹射出后，只有声响，看不见流光。子弹显然是射到了人的身上。人群喊出愤怒的声音：法西斯！打倒共产党！等等。我也记忆不清楚了。
我逃了出去，来到北京饭店附近。人群不断向后撤退，但每次走得不远，大家就停下来继续呼喊口号，随后就是再一轮的枪声，人们继续往后退。凌晨4点的时候，我到了协和医院，门前聚集了愤怒的人民，差不多每一分钟门口有一个担架、自行车、三轮车、汽车、救护车送伤员到医院来。医院禁止人们进入，我从医院侧门进去了，电梯里浸满了血液。
6月4日，地铁停运。研究所的同事们相约到附近的大学里用自行车送家乡的学生们去火车站回家去。到6月5日晚，传说军队要打仗，恐惧开始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别是一些在最后时刻站出来上街示威的老右派。6月6日一早，研究所集体宿舍住宿的员工一走而空，人们离开北京到郊区和各自回家乡去了。
我回到家里后，就给单位发去电报，说自己请假回家去了。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北京，感觉整个城市已经完全的异样，不再属于自己。主人翁的感觉彻底失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时刻失去主人翁的感觉，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思考这个国家、思考自己的生活。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改变这个国家。
单位最终没有阻止我的转正。一位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表示，我太活跃了，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一位文革期间吃过苦头的老革命表示，要爱护青年人，不要扣帽子。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六四亡灵和因此遭受磨难的同仁！
1989年的夏天，一晃22年过去了。有一些人一辈子生活在那一天里。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是这样的，刘晓波先生也是这样的。刘晓波先生在获悉获奖消息后表示，和平奖是给六四亡灵的。
我的记忆再次回到22年前的6月4日凌晨。3日晚上，刚到广场，就听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的消息，严家琪先生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讲，场面非常感人。3日晚上，大家来广场之前，都已经看到北京电视台颁布的戒严令了。
到处都是冲突的消息，广场上混乱极了。你不知道听谁的。大约1点多钟，喇叭上传来消息，告诉大家两个选择：离开广场或集中在纪念碑周围。我正在犹豫中，眼睛望着纪念碑，这个时候一个穿白大衣的医务人员摸着我的头，说了声“小伙子快走吧！”
我离开了广场，来到劳动文化宫前、历史博物馆一侧，直接夜里2点半的时候。子弹扫射过来，和先前不同的是，子弹射出后，只有声响，看不见流光。子弹显然是射到了人的身上。人群喊出愤怒的声音：法西斯！打倒共产党！等等。我也记忆不清楚了。
我逃了出去，来到北京饭店附近。人群不断向后撤退，但每次走得不远，大家就停下来继续呼喊口号，随后就是再一轮的枪声，人们继续往后退。凌晨4点的时候，我到了协和医院，门前聚集了愤怒的人民，差不多每一分钟门口有一个担架、自行车、三轮车、汽车、救护车送伤员到医院来。医院禁止人们进入，我从医院侧门进去了，电梯里浸满了血液。
6月4日，地铁停运。研究所的同事们相约到附近的大学里用自行车送家乡的学生们去火车站回家去。到6月5日晚，传说军队要打仗，恐惧开始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别是一些在最后时刻站出来上街示威的老右派。6月6日一早，研究所集体宿舍住宿的员工一走而空，人们离开北京到郊区和各自回家乡去了。
我回到家里后，就给单位发去电报，说自己请假回家去了。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北京，感觉整个城市已经完全的异样，不再属于自己。主人翁的感觉彻底失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时刻失去主人翁的感觉，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思考这个国家、思考自己的生活。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改变这个国家。
单位最终没有阻止我的转正。一位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表示，我太活跃了，参加了反革命暴乱；一位文革期间吃过苦头的老革命表示，要爱护青年人，不要扣帽子。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六四亡灵和因此遭受磨难的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