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江苏丹阳市大吕村村民刘明锁因其上演现代科技版的“拔苗助长”故事，成了世界级新闻，不少著名媒体用生动的语言向本国读者讲述这位中国瓜农施用膨大增甜剂化肥后，导致47个瓜棚西瓜疯狂炸裂的奇怪故事。中国农业的可怕生产方式再次为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但作为经常食用这类化肥施放过多的农产品的中国人，面对这条消息，心情恐怕很不好受。因为他们早就成了中国农业过多依赖“高科技手段”的直接受害者。国人的痛苦在于：闭着眼睛吃，假装不知道事实真相换来心里安宁。每当这类事情被曝光一次，人们就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慢性中毒，而且无法逃避。以水果种植业而言，生产过程中使用膨大增甜剂并非只有刘明锁一人，他只是“运气”不好，或是买的化肥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
中国的食品安全早就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以前我曾总结过，中国食品的毒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比如这次爆裂的西瓜。其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比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其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这次轰动世界的西瓜爆裂事件，只不过是中国食品供应链条始端上一个小小环节漏了气而已。
最让中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他们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餐桌安全，因为中央政府早在若干年前就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食品特供基地。尽管中国政府出面坚决否认这些基地的存在，但自去年以来，省地市各级政府及大型国企、金融机构纷纷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周围开发蔬菜自种基地的事实，却一一被相继曝光。去年11月是“部分机关国企忧食品安全组建蔬菜自供基地”，今年5月上旬是“北京海关等机关被曝自建特供蔬菜基地”。一个国家的信用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能到这种生产者种有害有毒食品而不知羞耻，政府逃避监管责任，花费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强调，道德伦理是支撑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另外三大支柱是生态环境、生存底线即就业机会，政治制度）。其中伦理道德是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是非出发点。但中国现实一再表明，伦理道德这一支柱已经倾塌。也许知识产权这种集体沾外国公司光的问题让国人感到没什么不了得的，但同属于信用范围的食品安全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切实地感到自己生活于危机之中。
最近，中国政府总算表态要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了，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国务院日前指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工作”。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还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但考虑到中国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几乎存在于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食品生产涉及的不仅有大厂商，还有无数家庭作坊，涉及到个体生产者的道德自律、厂商伦理与政府监管等方方面面，仅仅依靠运动式的清理与打击是不可能的，还应该立法规范这类“科技成果”的研究与投放市场。即使是暂时认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等，也应该建立专卖制度与购买登记制度，以便追踪管理。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拿出监管异议活动的认真劲来，有毒食品泛滥的局势定能扭转。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让中国的民众体会到党与政府打击有毒食品的真诚，最好是与民同忧，先取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食品蔬菜自供基地。
最近中国江苏丹阳市大吕村村民刘明锁因其上演现代科技版的“拔苗助长”故事，成了世界级新闻，不少著名媒体用生动的语言向本国读者讲述这位中国瓜农施用膨大增甜剂化肥后，导致47个瓜棚西瓜疯狂炸裂的奇怪故事。中国农业的可怕生产方式再次为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但作为经常食用这类化肥施放过多的农产品的中国人，面对这条消息，心情恐怕很不好受。因为他们早就成了中国农业过多依赖“高科技手段”的直接受害者。国人的痛苦在于：闭着眼睛吃，假装不知道事实真相换来心里安宁。每当这类事情被曝光一次，人们就再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慢性中毒，而且无法逃避。以水果种植业而言，生产过程中使用膨大增甜剂并非只有刘明锁一人，他只是“运气”不好，或是买的化肥质量不好，或者使用不当。
中国的食品安全早就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以前我曾总结过，中国食品的毒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比如这次爆裂的西瓜。其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比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其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这次轰动世界的西瓜爆裂事件，只不过是中国食品供应链条始端上一个小小环节漏了气而已。
最让中国人无法释怀的是，他们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餐桌安全，因为中央政府早在若干年前就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食品特供基地。尽管中国政府出面坚决否认这些基地的存在，但自去年以来，省地市各级政府及大型国企、金融机构纷纷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周围开发蔬菜自种基地的事实，却一一被相继曝光。去年11月是“部分机关国企忧食品安全组建蔬菜自供基地”，今年5月上旬是“北京海关等机关被曝自建特供蔬菜基地”。一个国家的信用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能到这种生产者种有害有毒食品而不知羞耻，政府逃避监管责任，花费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强调，道德伦理是支撑任何社会持续发展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另外三大支柱是生态环境、生存底线即就业机会，政治制度）。其中伦理道德是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是非出发点。但中国现实一再表明，伦理道德这一支柱已经倾塌。也许知识产权这种集体沾外国公司光的问题让国人感到没什么不了得的，但同属于信用范围的食品安全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切实地感到自己生活于危机之中。
最近，中国政府总算表态要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了，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国务院日前指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工作”。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还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但考虑到中国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几乎存在于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食品生产涉及的不仅有大厂商，还有无数家庭作坊，涉及到个体生产者的道德自律、厂商伦理与政府监管等方方面面，仅仅依靠运动式的清理与打击是不可能的，还应该立法规范这类“科技成果”的研究与投放市场。即使是暂时认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等，也应该建立专卖制度与购买登记制度，以便追踪管理。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我相信，只要中国政府拿出监管异议活动的认真劲来，有毒食品泛滥的局势定能扭转。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让中国的民众体会到党与政府打击有毒食品的真诚，最好是与民同忧，先取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食品蔬菜自供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