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投资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

提升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这已经是中国官方和学界甚至全球各界的共识。但是，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由于低消费是现有“投资型”增长模式的根本特征，不放弃现有模式，就无法改变低消费的现状。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表示，将提高家庭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加均衡增长。但是，有专家指出，由于低消费是中国近年来“投资型增长”模式的根本特征，如果不放弃现有的模式，就无法增加中国家庭的收入，因而就无法改变低消费的状态。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星期五(3月25号)在卡内基基金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说，中国目前的“投资型”增长实际上是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推动的结果。在低利率的作用下，中国每年从家庭转移给银行和贷款者的财富起码占到GDP的5-7%。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并为不良贷款买单。家庭财富减少，自然导致家庭消费下降。

迅速扩张，受政府指导的投资往往存在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又被巨额隐性的利率补贴所掩盖。

他解释说：“这些错配的投资将导致债务提高，债务水平高后，你必须找到可行的办法，其中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家庭财富的转移，也就是通过低利率来实现维持高债务的可行性。我的观点是，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债务水平就会迅速增长，只要债务还在增加，就会对家庭收入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最近五年，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的比重日渐下降，达到令人吃惊的35%的水平。佩蒂斯说，要让消费取代投资，中国政府必须允许家庭从近几十年产生的巨额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只有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目标， 因为投资增速，不良投资累积越多，就必须从家庭中转移出越多的财富来维持投资。

佩蒂斯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再平衡感到悲观。他说，最近几年，中国政府谈到采取很多措施来增加家庭消费，减少家庭储蓄，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太可能凑效。

他说：“这些措施已经被谈论了好多年了。我只提之中四项措施，包括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增加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改善金融部门，特别是资本错置的情况，以及中国商务部下个月要出台的提升家庭消费的一个计划。我的看法是这些措施不会太有效，有的甚至都不会得到执行。”

他解释说，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与减少储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很好，但是储蓄也依然很高。第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因此影响也不会太大。关于金融部门的改革，由于金融系统在利率自由化和公司管理两大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实际性的进展，因此，金融部门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佩蒂斯对中国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感到悲观。他说，两年前，中国政府对汽车和家用电器方面的补贴只是促进了这两个行业的消费，整体消费并没有得到提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副主管斯蒂芬·巴涅特(Steven Barnett) 指出，最近几十年， 虽然中国家庭收入迅速增长，但是却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他也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因此影响了公司和家庭的消费方式。与佩蒂斯不同的是，他认为，随着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国家庭的“谨慎性”储蓄会下降，消费会因此增加。

前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彼得·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再平衡。他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比重的增加、消费者获得房贷等金融服务渠道的增加、政府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上的投入，以及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增长等都会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也因为将会减少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也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再平衡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