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以后中国也发生“茉莉花革命”，因此中国的“两会”只能在军管状态下召开，但这并不影响党与国家领导人率领“两会”代表跟着《人民日报》齐声高唱“春天里，幸福出发”。
中国人民的“幸福”从哪里来？从国家领导人的嘴巴里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召开前表示：现在对官员能力的评判标准是能否“让人民幸福”。据《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增强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旋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幸福”成了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媒体的一大热词，不少地方领导人纷纷畅想”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中国北方某省一位官员对英《每日电讯》表示：“这些天谈的都是怎么让人民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现在就这一个词算数”。
如果说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学习行动迟缓，这次倒也真是行动迅速，用“幸福”来衡量官员政绩就是证明。因为“幸福指数”这个东西，是英国一家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会”的一大发明。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在计算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时，用了三个参数：人均寿命、生活满 意度、环保成效。现在通用的GDP、民主、自由等经济政治因素并不是幸福指数的参数，因此，它的计算结果遵循一个规律：工业化程度越高，幸福指数越低。2006年与2009年两次评选，排名大致如下：中美洲和亚洲国家靠前或居中，欧美国家居中或靠后，非洲国家几乎完全在最后压阵。在一个地区内，例 如亚洲，工业化程度低的一般靠前，工业化程度高的，“幸福指数”靠后。例如，2006年排名榜首的是瓦努阿图，如果按照GDP的排名，瓦努阿图在全球排名为第207位，差不多是垫底。2009年的“幸福”排名，前10名中，9个是中美洲国家，而3年前排名 第12位的越南，此次名列第5。美国114，它解放了伊拉克则排在第79位，与日本差不多。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差不多是欧美国家中“最不幸福”的国家，在美国的后面，只有一个卢森堡是欧洲国家，其他大都是非洲国家。
多年来为经济不振、国际地位衰落的老欧洲国家，如英国立刻如获至宝，卡梅伦决定采用这一指标体系来衡量英国人的生活质量。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从2011年开始，通过问卷的形式让英国人丈量自己的幸福程度，一年里测定4次，以便建立英国第一个官方正式的“幸福指数”( first official happiness index)，英国政府此举颇受舆论嘲讽。
我说这个目标虚幻荒谬，首先是因为这个目标宽广空泛得不可把握。因为在人类已经有的语言辞典里，幸福只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感觉，有多少生命个体就有多少种幸福观。有人痴迷到想将幸福用公式表达出来，曾罗列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感（F）=幸福系数（K）× 渴求度（Q）×被满足度（Z），但这个公式充其量只说明了某人对某事物的幸福感与其对某事物事前的渴求度，事后的被满足度以及每个人所特有的幸福系数成正比。至于对某事物的渴求度，那毕竟是千差万别，无法度量之物。
也因为幸福本就是无法度量且无法物化的个人感受，在两会前夕，中国官方与官方媒体各自颁布一份调查，结果完全相悖。一份调查是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领头所做的调查，认为有75%的被调查者自认幸福。最妙不可言的是这份调查为幸福给出了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是与收入分配有关，二是与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县级市和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最低——可以说，这是对幸福最中国化的解释，因为在西方社会，很少有人认为幸福与金钱有关。更搞笑的是，这一调查结果恰好否定了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设定的幸福指数，因为在那套指标体系里，正好是经济不太发达、现代化程度不够高的中美洲与越南排在最幸福的前十个国家之内。
另一份调查则是中国网做的网上调查，中国网（China.com.cn）对1,350名网友所做的“幸福”调查显示，仅有6%认为自己幸福，36%认为生活最近5年得到改善，40%相信幸福由个人财富决定。调查还发现，大城市也就是一线城市居民最不幸福，他们比小城市居民承受更多房价和交通堵塞等问题带来的压力。这篇文章用英文于3月3日发表于China Daily上， 标题是Only 6% happy, survey finds（作者Zhao Yinan），因与两会主旋律不符，现已删除。
中国过去用GDP作为衡量一国的发展成就指标确实有缺陷。1930年代，GDP测量体系的创立者之一、经济学家库斯奈茨（Simon Kusnetz）曾说过：“国民的幸福很难用衡量国民的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来推断。”越到后来，人们越清楚地认识到，GDP指标不能衡量国民的社会福利，不能衡量生态环境的损耗，不能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如人的各项权利等。中国确实应该改用另一套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但如果用虚渺且主观性太大的“幸福指数”，恐怕不是一个好的替代方法。与其空泛地用官方调查做出幸福指数，还不如切切实实地解决食品安全、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并降低官方对人民的暴力压迫程度。
中国人民的“幸福”从哪里来？从国家领导人的嘴巴里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召开前表示：现在对官员能力的评判标准是能否“让人民幸福”。据《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增强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主旋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幸福”成了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媒体的一大热词，不少地方领导人纷纷畅想”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中国北方某省一位官员对英《每日电讯》表示：“这些天谈的都是怎么让人民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现在就这一个词算数”。
如果说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学习行动迟缓，这次倒也真是行动迅速，用“幸福”来衡量官员政绩就是证明。因为“幸福指数”这个东西，是英国一家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会”的一大发明。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在计算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时，用了三个参数：人均寿命、生活满 意度、环保成效。现在通用的GDP、民主、自由等经济政治因素并不是幸福指数的参数，因此，它的计算结果遵循一个规律：工业化程度越高，幸福指数越低。2006年与2009年两次评选，排名大致如下：中美洲和亚洲国家靠前或居中，欧美国家居中或靠后，非洲国家几乎完全在最后压阵。在一个地区内，例 如亚洲，工业化程度低的一般靠前，工业化程度高的，“幸福指数”靠后。例如，2006年排名榜首的是瓦努阿图，如果按照GDP的排名，瓦努阿图在全球排名为第207位，差不多是垫底。2009年的“幸福”排名，前10名中，9个是中美洲国家，而3年前排名 第12位的越南，此次名列第5。美国114，它解放了伊拉克则排在第79位，与日本差不多。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差不多是欧美国家中“最不幸福”的国家，在美国的后面，只有一个卢森堡是欧洲国家，其他大都是非洲国家。
多年来为经济不振、国际地位衰落的老欧洲国家，如英国立刻如获至宝，卡梅伦决定采用这一指标体系来衡量英国人的生活质量。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从2011年开始，通过问卷的形式让英国人丈量自己的幸福程度，一年里测定4次，以便建立英国第一个官方正式的“幸福指数”( first official happiness index)，英国政府此举颇受舆论嘲讽。
我说这个目标虚幻荒谬，首先是因为这个目标宽广空泛得不可把握。因为在人类已经有的语言辞典里，幸福只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感觉，有多少生命个体就有多少种幸福观。有人痴迷到想将幸福用公式表达出来，曾罗列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感（F）=幸福系数（K）× 渴求度（Q）×被满足度（Z），但这个公式充其量只说明了某人对某事物的幸福感与其对某事物事前的渴求度，事后的被满足度以及每个人所特有的幸福系数成正比。至于对某事物的渴求度，那毕竟是千差万别，无法度量之物。
也因为幸福本就是无法度量且无法物化的个人感受，在两会前夕，中国官方与官方媒体各自颁布一份调查，结果完全相悖。一份调查是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领头所做的调查，认为有75%的被调查者自认幸福。最妙不可言的是这份调查为幸福给出了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是与收入分配有关，二是与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县级市和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最低——可以说，这是对幸福最中国化的解释，因为在西方社会，很少有人认为幸福与金钱有关。更搞笑的是，这一调查结果恰好否定了英国“新经济基金会”设定的幸福指数，因为在那套指标体系里，正好是经济不太发达、现代化程度不够高的中美洲与越南排在最幸福的前十个国家之内。
另一份调查则是中国网做的网上调查，中国网（China.com.cn）对1,350名网友所做的“幸福”调查显示，仅有6%认为自己幸福，36%认为生活最近5年得到改善，40%相信幸福由个人财富决定。调查还发现，大城市也就是一线城市居民最不幸福，他们比小城市居民承受更多房价和交通堵塞等问题带来的压力。这篇文章用英文于3月3日发表于China Daily上， 标题是Only 6% happy, survey finds（作者Zhao Yinan），因与两会主旋律不符，现已删除。
中国过去用GDP作为衡量一国的发展成就指标确实有缺陷。1930年代，GDP测量体系的创立者之一、经济学家库斯奈茨（Simon Kusnetz）曾说过：“国民的幸福很难用衡量国民的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来推断。”越到后来，人们越清楚地认识到，GDP指标不能衡量国民的社会福利，不能衡量生态环境的损耗，不能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如人的各项权利等。中国确实应该改用另一套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但如果用虚渺且主观性太大的“幸福指数”，恐怕不是一个好的替代方法。与其空泛地用官方调查做出幸福指数，还不如切切实实地解决食品安全、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并降低官方对人民的暴力压迫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