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自从220茉莉花革命以来，与此有涉的中文网出现受攻击等不正常现象，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信息传播渠道保持多元化的必要性。
2月26日美东时间的上午8时许，推特上不去了。这一次上不去，不是以前那样是因流量过大引起，而是网站根本打不开。一直到10点20分钟再试，主页方能正常显示。
Twitter的出问题并非孤立现象。由于2月27日是网络上公布的中国第二次茉莉花集会（已经由第一次的革命变成了集会）的日子，与中国有关的通讯工具都变得非常不正常。往国内发邮件往往被退回，而国内人互相发的手机短讯也要迟滞一天以后才能收到（如果短信里包含当局最新设定的敏感词如“茉莉花”、“明天”、“两会”等等，就可能被网管截留），新浪微博这些天封杀的微博信息非常多。传播茉莉花革命讯息的博讯与另一个对中共颇多批评的阿波罗网站这些天都被攻击。国内许多活跃的推友不再上推，以为是软件坏了。还有推友说自己现在只能深夜11点半和凌晨时间才可以流畅地看youtube，……
所有这些均证实了最近被中国网友反复表达的意见：美国之音与BBC的中文广播不能停。因为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传递信息虽然快捷，但也很脆弱，只要当局强令关闭，这一手段就立即瘫痪。中国现在进入社会反抗频发期，在特殊时期，当局可以重拾新疆75事件之后的故技，用关闭互联网、手机信号等一切方式阻断事件发生地与外界的联系，让事件发生地处于封闭状态，当局便可放心“收拾局面”了。新疆从2009年7月5日至次年5月14日曾有十个月被切断互联网，新疆人被迫成为“信息贫困者”。
所谓“信息贫困者”，是相对于那些不受技术限制与制度限制获取信息者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与互联网的严格管制，相对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中国人除了少数会翻墙自由浏览的网友之外，大都处于信息相对贫困状态。但我在这篇博文里，主要讨论不常使用互联网的信息贫困者在正常时期对广播电台的需要。
毫无疑问，互联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播时代，当人们沉浸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快感中时，却很少想到正在形成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译“数字区隔”）。对这个新词汇的定义是：数字鸿沟是在全球信息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 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它是国家、地区、群体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发展差距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对此的通俗表述是：由于上网人群与不上网人群、翻墙与不翻墙人群所获得的信息差距非常大，因而决定了不同人群对社会状况、政治形势等的判断存在很大的差距。用传播学术语来说，上网人群是信息富有者，不上网人群是信息贫困者。
在中国这个信息被严格控制的国度里，首先要弄清究竟存在哪几类信息贫困者？这些信息贫困者为何特别需要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由于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Calling节目里担任与听众直接对话的嘉宾长达八、九年，对此有一定了解。
首先，现代信息传播渠道虽呈多元化，但面临“市场细分”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并不能够完全取代传统媒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大面积不能被互联网复盖的区域与人群。不过中国这市场细分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传媒市场细分与受众年龄有关，比如美国是否使用互联网基本上是以使用者年龄作为市场细分的基本因素。但在中国，传播媒体的“市场细分”还有个重要因素，即经济条件。一般说来，互联网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术要求外，还需要以经济条件作为保障，除购买电脑及更新设备的费用之外，还有购买互联网服务必须支出的费用。所以个人的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高达人均收入水平的10%，是发达国家的10倍。200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及美国四分之一，付出的上网费用却是美国人的十倍。由于购置电脑与相关设备以及上网费用高昂这一原因，现阶段中国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数亿人还缺乏使用互联网的经济实力。他们如果想获得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外部资讯，还得倚赖VOA与BBC、自由亚洲等电台的中文广播节目。
以我长期在电台做节目嘉宾的经验，广播电台始终存在三部分受众：一是二、三线城市中的关心时事者，这部分人主要受经济条件约束，偶尔到网吧上网，大多时间主要依靠收听外台。二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者，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在内，这部分人由于不善于使用电脑，其资讯来源主要依靠收听上述中文电台，他们有自己特定的信息交流群体。鉴于60岁以上人群占中国人口的13%左右，基数庞大。三是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6.34%），其中的盲人主要依靠收听外台获取信息。这三部分人因为收入或者技术原因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贫困者”。我猜想有关VOA收听人群的调查，抽样范围很可能仅仅集中在大城市，忽略了广大二、三线城市。这样就会造成抽样发生严重误差。如果VOA停播，受到最大损失的人群将是他们。
以我的亲闻举例，最近自2月20日以来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不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人不是通过互联网获得这些信息。他们是听单位传达（或要求他们不要在2.20、2.27那天外出，或要求他们参与维稳执勤），知道要“出大事”。为了解要出什么“大事”，他们收听VOA、法广、自由亚洲的中文广播，方才知道中国要发生“茉莉花革命”。他们在了解行动口号后，表示很赞成，如果发生这类革命，他们乐见其成，也愿意参加。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停止VOA的中文广播，将令大部分中国民众极度失望。这种失望不仅仅来自于受众失去了信息渠道，还在于他们感到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失去了支持。如果过分相信互联网可以为中国民众充分提供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空间，而忽视互联网在中国运行的有限性以及新疆被迫断网十个月的经历，就会导致背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由于在中国明显存在受众在接受信息方面的“数字鸿沟”，广播节目不但不应停播，还需要加强并改善，方能填平数字鸿沟，并且保证在中国的互联网被切断的情况下维持唯一的信息传播管道。
自从220茉莉花革命以来，与此有涉的中文网出现受攻击等不正常现象，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信息传播渠道保持多元化的必要性。
2月26日美东时间的上午8时许，推特上不去了。这一次上不去，不是以前那样是因流量过大引起，而是网站根本打不开。一直到10点20分钟再试，主页方能正常显示。
Twitter的出问题并非孤立现象。由于2月27日是网络上公布的中国第二次茉莉花集会（已经由第一次的革命变成了集会）的日子，与中国有关的通讯工具都变得非常不正常。往国内发邮件往往被退回，而国内人互相发的手机短讯也要迟滞一天以后才能收到（如果短信里包含当局最新设定的敏感词如“茉莉花”、“明天”、“两会”等等，就可能被网管截留），新浪微博这些天封杀的微博信息非常多。传播茉莉花革命讯息的博讯与另一个对中共颇多批评的阿波罗网站这些天都被攻击。国内许多活跃的推友不再上推，以为是软件坏了。还有推友说自己现在只能深夜11点半和凌晨时间才可以流畅地看youtube，……
所有这些均证实了最近被中国网友反复表达的意见：美国之音与BBC的中文广播不能停。因为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传递信息虽然快捷，但也很脆弱，只要当局强令关闭，这一手段就立即瘫痪。中国现在进入社会反抗频发期，在特殊时期，当局可以重拾新疆75事件之后的故技，用关闭互联网、手机信号等一切方式阻断事件发生地与外界的联系，让事件发生地处于封闭状态，当局便可放心“收拾局面”了。新疆从2009年7月5日至次年5月14日曾有十个月被切断互联网，新疆人被迫成为“信息贫困者”。
所谓“信息贫困者”，是相对于那些不受技术限制与制度限制获取信息者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与互联网的严格管制，相对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中国人除了少数会翻墙自由浏览的网友之外，大都处于信息相对贫困状态。但我在这篇博文里，主要讨论不常使用互联网的信息贫困者在正常时期对广播电台的需要。
毫无疑问，互联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播时代，当人们沉浸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快感中时，却很少想到正在形成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译“数字区隔”）。对这个新词汇的定义是：数字鸿沟是在全球信息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 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它是国家、地区、群体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发展差距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对此的通俗表述是：由于上网人群与不上网人群、翻墙与不翻墙人群所获得的信息差距非常大，因而决定了不同人群对社会状况、政治形势等的判断存在很大的差距。用传播学术语来说，上网人群是信息富有者，不上网人群是信息贫困者。
在中国这个信息被严格控制的国度里，首先要弄清究竟存在哪几类信息贫困者？这些信息贫困者为何特别需要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由于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Calling节目里担任与听众直接对话的嘉宾长达八、九年，对此有一定了解。
首先，现代信息传播渠道虽呈多元化，但面临“市场细分”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并不能够完全取代传统媒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大面积不能被互联网复盖的区域与人群。不过中国这市场细分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传媒市场细分与受众年龄有关，比如美国是否使用互联网基本上是以使用者年龄作为市场细分的基本因素。但在中国，传播媒体的“市场细分”还有个重要因素，即经济条件。一般说来，互联网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术要求外，还需要以经济条件作为保障，除购买电脑及更新设备的费用之外，还有购买互联网服务必须支出的费用。所以个人的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高达人均收入水平的10%，是发达国家的10倍。200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及美国四分之一，付出的上网费用却是美国人的十倍。由于购置电脑与相关设备以及上网费用高昂这一原因，现阶段中国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数亿人还缺乏使用互联网的经济实力。他们如果想获得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外部资讯，还得倚赖VOA与BBC、自由亚洲等电台的中文广播节目。
以我长期在电台做节目嘉宾的经验，广播电台始终存在三部分受众：一是二、三线城市中的关心时事者，这部分人主要受经济条件约束，偶尔到网吧上网，大多时间主要依靠收听外台。二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者，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在内，这部分人由于不善于使用电脑，其资讯来源主要依靠收听上述中文电台，他们有自己特定的信息交流群体。鉴于60岁以上人群占中国人口的13%左右，基数庞大。三是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6.34%），其中的盲人主要依靠收听外台获取信息。这三部分人因为收入或者技术原因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贫困者”。我猜想有关VOA收听人群的调查，抽样范围很可能仅仅集中在大城市，忽略了广大二、三线城市。这样就会造成抽样发生严重误差。如果VOA停播，受到最大损失的人群将是他们。
以我的亲闻举例，最近自2月20日以来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不少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人不是通过互联网获得这些信息。他们是听单位传达（或要求他们不要在2.20、2.27那天外出，或要求他们参与维稳执勤），知道要“出大事”。为了解要出什么“大事”，他们收听VOA、法广、自由亚洲的中文广播，方才知道中国要发生“茉莉花革命”。他们在了解行动口号后，表示很赞成，如果发生这类革命，他们乐见其成，也愿意参加。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如果停止VOA的中文广播，将令大部分中国民众极度失望。这种失望不仅仅来自于受众失去了信息渠道，还在于他们感到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失去了支持。如果过分相信互联网可以为中国民众充分提供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空间，而忽视互联网在中国运行的有限性以及新疆被迫断网十个月的经历，就会导致背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由于在中国明显存在受众在接受信息方面的“数字鸿沟”，广播节目不但不应停播，还需要加强并改善，方能填平数字鸿沟，并且保证在中国的互联网被切断的情况下维持唯一的信息传播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