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呼吁民众参与第二次全国性茉莉花集会，并再次把“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作为三个主要诉求。一些人期待在这三方面深陷困境的中国八零后青年能成为推动这场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但学者们并不看好八零后这代人能肩负这项使命。
服务器设在美国的博讯网星期三转发了中国茉莉花集会组织者委托发表的呼吁书，呼吁民众在这个星期天2月27号下午两点参与第二次全国性集会。组织者受到上星期天首次茉莉花集会的鼓舞，将集会城市从十三个增加到十八个，但同样把“我要食物、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作为集会的前三个主要诉求。
*活动人士期待八零后积极参与茉莉花集会*
上星期天参与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茉莉花集会的一些人在因特网微博上说，他们在现场看到不少八零后的人参与，跟在上访地点通常会看到许多上年纪的访民情况大不相同。
八零后是指1980年后和1990年前出生的人。许多人说，跟其它年代的人比较，中国的八零后在现阶段日子最苦、压力最大。八零后在念大学、毕业找工作和建立年轻家庭的时候，刚好赶上中国的医疗、教育和住房商业化，其中很多人受到的打击很大。活动人士希望这个年代的人最能认同“我要食物、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的诉求，并踊跃投入这场运动。
本身也是八零后的中国网络媒体专栏作家刘逸明去年在博客上说，八零后虽说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前人，但公民意识却比较觉醒，在当今的网路世界，他们对中共当局的批评最激烈。他曾预言，中国的八零后是中共专制体制的掘墓人。
*学者：八零后对政治不够关心*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张涛说，中国的八零后的确面临与其它年代的人所不同的一些特殊困境，而这些困境跟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关。
张涛说：“ 八零后的困境的确是，就业比较难。我能从我儿子的就业旅程中感受到。房子比较难，有压力。这都是很客观的。这些问题与政治改革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是有的。中国目前这样的政治体制一个最重要的冲动仍然是经济单向高速增长，对民生关注不够。这个体制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作为一名八零后青年的父亲和许多八零后学生的大学教师，张涛教授说，八零后年代的人未必会把自己的处境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相联系，因此人们不应期待他们会大规模上街参加反政府示威。
张涛说：“ 八零后还有一个特点，不问政治，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还说，你们的住房和吃饭跟政治体制有关系，但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价值判断。”
*前发改委研究员：八零后不应怪罪政府*
前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严浩博士也有一个八零后的儿子。他说，跟其它一些年代的人比较，中国的八零后已经相当幸运，至于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应当努力去解决，不能因此而怪罪政府。
严浩说：“任何一代人都有他们时代的挑战。我个人在成长阶段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个人要面对这些挑战。八零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最优裕的一代人。他们一代人的问题是不能和前一代人或上一代人相比拟的。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而且对于年轻人是不公平的。这个不是中国的特例。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成长中的问题，是富裕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他们如果有不满，可以。他们可以无视前人的贡献，但是他们要对自己问题的解决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甚至做出牺牲。他不能抱怨，甚至抱怨政府。”
目前在新加坡大学东亚所担任访问研究员的严浩博士说，中国政府当然要倾听八零后的呼声，但政府的政策不能只为一个年代的人考虑，而需要顾及到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
中国当局对上星期天各地的茉莉花集会进行了严密的监控，拘押、软禁和控制了至少几十名人权人士。
中国外交部官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有关茉莉花集会的提问，但表示，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