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最近，突尼斯革命将本阿里这位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威权型政治人物带入了世界公共视野。读其一生行状，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原为七律，现录其中广为传诵的两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蕴含的政治哲理，就是强调时间坐标对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周代贤相周公如果不幸在流言四起之时死亡，肯定会被当作一个篡位者载入史册；西汉王莽如果在篡位之前去世，必将留下千载贤名。同理，本•阿里如果在2007年前死亡，或将权力通过选举和平转移给另一位政治家，其结局不仅不会象今天这样落得个被国民抛弃、举家流亡的下场，还会有不错的历史评价。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截至2007年，本•阿里统治突尼斯所采取的经济政治举措，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相似，其政声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本国，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别。
蒋经国在辅佐其父担任行政院长时，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国际局势和台湾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已清醒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才能继续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1978-1988年是蒋经国主政时期，经济上，台湾成功“起飞”，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政治上，蒋经国竭力推进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在19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1985年，蒋经国在任第二届总统时表示，中华民国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随后又解除实施了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蒋经国先生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由于其亲民作风，深受台湾民众的好评。
从政治经济状况来看，本•阿里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其治理下的突尼斯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相似：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同时希望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构筑政治合法性（称为“面包契约”）。
经济上，本•阿里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每年GDP增长保持在5%左右。2007年达沃斯论坛曾把突尼斯评为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于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美元。2007年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时，中产阶级收入阶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85%。
政治上，本•阿里的开放姿态不输于蒋经国。他推行公共和个人自由、新闻及言论自由，致力于通过和解对话建立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尊重人权原则，体现自由、平等和公正价值的法制国家。例如，本•阿里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 1994年本•阿里首次允许反对党参加立法选举，此后逐步允许合法反对党参加立法、市镇和总统选举，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他还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蒋经国不同的是，蒋在第二任总统行将届满之前去世，此后蒋氏家族确实也未再介入台湾政治。本•阿里在1987年将突尼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后来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的布尔吉巴赶下台后，曾宣称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终身总统”，但此后本•阿里所在的宪政民主联盟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本•阿里为使自己成为该国永久的执政者，不断根据自身需要修改宪法，先是取消总统连任次数不超过两次的限制，继而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些当然都是迷恋权力的本•阿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定。有了这些规定，本•阿里在总统宝座上一坐就是23年。在权力的庇护下，其家族利用特权获得许多垄断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但在倒台之前的半年，本•阿里并没意识到危机正在迫近，仍然坚信自己是突尼斯的“特别保护者”。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生死大限使得蒋经国先生名垂青史，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一位。而本•阿里却从此只能告别往昔的荣耀，流亡异国，埋骨他乡。
本•阿里的威权统治一直被中共政府引为同道。2007年，新华社曾发表一篇“突尼斯：稳定繁荣发展20年”的文章，该文名义上是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的伟大业绩，但从赞誉的语言及角度，完全可以看作中共是在借赞扬本阿里以显示“吾道不孤”，这个“道”，就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今天，昔日同道政权倾覆，举家仓皇出逃，不知中共可从中领悟到什么经验教训没有？
最近，突尼斯革命将本阿里这位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威权型政治人物带入了世界公共视野。读其一生行状，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原为七律，现录其中广为传诵的两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蕴含的政治哲理，就是强调时间坐标对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周代贤相周公如果不幸在流言四起之时死亡，肯定会被当作一个篡位者载入史册；西汉王莽如果在篡位之前去世，必将留下千载贤名。同理，本•阿里如果在2007年前死亡，或将权力通过选举和平转移给另一位政治家，其结局不仅不会象今天这样落得个被国民抛弃、举家流亡的下场，还会有不错的历史评价。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截至2007年，本•阿里统治突尼斯所采取的经济政治举措，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相似，其政声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本国，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别。
蒋经国在辅佐其父担任行政院长时，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国际局势和台湾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已清醒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才能继续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1978-1988年是蒋经国主政时期，经济上，台湾成功“起飞”，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政治上，蒋经国竭力推进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在19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1985年，蒋经国在任第二届总统时表示，中华民国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随后又解除实施了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蒋经国先生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由于其亲民作风，深受台湾民众的好评。
从政治经济状况来看，本•阿里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其治理下的突尼斯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相似：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同时希望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构筑政治合法性（称为“面包契约”）。
经济上，本•阿里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每年GDP增长保持在5%左右。2007年达沃斯论坛曾把突尼斯评为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于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美元。2007年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时，中产阶级收入阶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85%。
政治上，本•阿里的开放姿态不输于蒋经国。他推行公共和个人自由、新闻及言论自由，致力于通过和解对话建立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尊重人权原则，体现自由、平等和公正价值的法制国家。例如，本•阿里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 1994年本•阿里首次允许反对党参加立法选举，此后逐步允许合法反对党参加立法、市镇和总统选举，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他还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蒋经国不同的是，蒋在第二任总统行将届满之前去世，此后蒋氏家族确实也未再介入台湾政治。本•阿里在1987年将突尼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后来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的布尔吉巴赶下台后，曾宣称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终身总统”，但此后本•阿里所在的宪政民主联盟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本•阿里为使自己成为该国永久的执政者，不断根据自身需要修改宪法，先是取消总统连任次数不超过两次的限制，继而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些当然都是迷恋权力的本•阿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定。有了这些规定，本•阿里在总统宝座上一坐就是23年。在权力的庇护下，其家族利用特权获得许多垄断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但在倒台之前的半年，本•阿里并没意识到危机正在迫近，仍然坚信自己是突尼斯的“特别保护者”。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生死大限使得蒋经国先生名垂青史，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一位。而本•阿里却从此只能告别往昔的荣耀，流亡异国，埋骨他乡。
本•阿里的威权统治一直被中共政府引为同道。2007年，新华社曾发表一篇“突尼斯：稳定繁荣发展20年”的文章，该文名义上是庆祝本•阿里执政20周年的伟大业绩，但从赞誉的语言及角度，完全可以看作中共是在借赞扬本阿里以显示“吾道不孤”，这个“道”，就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今天，昔日同道政权倾覆，举家仓皇出逃，不知中共可从中领悟到什么经验教训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