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国务卿就21世纪美中关系前景发表讲话

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国务部本杰明•富兰克林厅（Benjamin Franklin Room）举行的首届以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命名的演讲会（Richard C. Holbrooke Lecture）上发表讲话，题为“宏观展望21世纪美中关系”（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以下是讲话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部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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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部

发言人办公室

2011年1月14日

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在首届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演讲会上的讲话： “宏观展望21世纪美中关系”

2011年1月14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本杰明•富兰克林厅



国务卿克林顿：谢谢大家。对我个人而言，为这个演讲会作首场式讲话是悲喜交集的。我要感谢库尔特（Kurt）的开场白；朋友，你让在座各位再次看到跟在你后面出场有多难。（笑声）副国务卿吉姆•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与库尔特及其在国务部的出色的班子给我们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增添了智慧和构想。我在亚洲地区每到一地，都会听到人们谈起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其中甚至还有赞美之词。（笑声）因此，我要感谢在国务部的这个出色的班子，感谢吉姆（Jim）、库尔特及所有人的勤奋努力和领导作用。我格外荣幸地请到外交大臣比尔特（Bildt）以及这么多位尊敬的大使，包括张大使在内，与各位同仁一道来到国务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厅出席首届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演讲会。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应对处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些最棘手、最重要的挑战。他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在越南工作，曾孜孜不倦地参加《代顿协定》（Dayton Accords）的谈判，还曾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他在国务部、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的种种努力增进了美国的安全，并使全世界千百万人民获得了充分发挥天赐潜能的机会。我们正在以多种方式弘扬理查德的业绩，今天下午，我们中的很多人将汇聚在肯尼迪中心（Kennedy Center）共忆往事并缅怀纪念他。我们采用的另一种方式是这个新的系列演讲会，体现理查德对严肃政策议题的激情和他对这些议题应得到认真探讨的深信不疑。

近50年来，理查德参与了几乎每一项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即使没人邀请他参与，他也会插一手。（笑声）我环视大厅四周，不仅看到美国人士，还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你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他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不会因别人说不行而罢休，我就多次对他说过不行，而那并不是他希望得到的回答。他曾与我们很多人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重要问题。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一个他很了解的议题，也是一个在我们准备接待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访问之际，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美中关系的前景。

作为有史以来国务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最年轻的助理国务卿，如库尔特所说，理查德在安排1979年与中国建交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他曾多年担任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理查德理解强有力的美中关系会增强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他对两国合作的很多障碍也看得非常清楚。但最重要的是，他看到美中关系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这一关系能否给两国人民带来积极成果，同时也要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积极成果。

这些见解今天依然正确。我们本周听到盖茨（Gates）部长在北京强调了这一点，也听到盖特纳（Geithner）部长和骆家辉（Locke）部长在华盛顿强调了这一点。在美中两国初次打开接触的大门30年后，两国关系既显示了巨大的希望和切实的成就，也如人们所预料的充满了重大挑战。在对我们作出评判时，人们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注重我们在促进两国与世界和平、繁荣和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美中两国目前面临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所作的一切选择——无论大小——都将影响到这一关系的轨迹。过去两年来，奥巴马政府为加深、拓展和建立更加持续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我们看到了一些初期的成功，也经历了一些挫折。未来，要由我们双方更加连贯地将积极的言辞转化为有效的合作。要由我们双方来处理我们的分歧，而在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分歧总是会存在的。我们需要明智地、负责任地处理这些分歧。要由我们双方履行各自的全球责任和义务。这些将决定我们的关系在未来岁月里能否充分发挥潜力。

自1979年建交初期双方跨出试探性的步子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经过多年几乎没有接触的阶段后，我们进行了30年的密集交往。最初，两国关系几乎完全集中在前苏联构成的共同威胁上。在1990年代，我们开始在更广泛的地区问题上进行接触。我愉快地想起我丈夫和我以及我们的女儿的中国之行，那也是两国密集交往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的关系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在双边对话中和多边会议上，我们辩论和讨论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这些对话和会议涉及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涉及人权等两国存在根本分歧的问题。奥巴马总统下周将欢迎胡主席前来白宫访问，届时两国接触的广泛性将得到充分的展示。

我们两国关系的这30年也是中国令人赞叹地发展的30年。当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 1000亿美元。今天，几乎是5万亿美元。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过去都是用数亿美元来计算。如今，它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

中国的变化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但同时也得益于一个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在该地区保持安全稳定的实力。中国已使数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目前正帮助推动全球的繁荣。美国欢迎这种发展，我们也得益于这种发展。今天，我们的经济相互交织，我们的未来亦是如此。

尽管有过去30年的进步，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我与我的中国同行交谈时，他们经常以激情的话语跟我说起他们的国家仍有多远的路要走。因为即使有这一切的增长，中国有近四倍于美国的人口而GDP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们与欧洲联盟的贸易仍大于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正如盖特纳部长本周指出的，中国要从一个国家主导、依赖外部需求和技术的经济体系，走向以内需和创新为动力、更市场化的经济体系，还需下大工夫。更多的人民在寻求对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更大尊重。他们正在寻找更多机会改善工作条件和对不公正寻求法律诉求。

理解这些优势和挑战对我们和其他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理解该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变化的作用和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历史告诉我们，新强国的兴起往往会带来一个冲突和不确定的时期。事实上，在太平洋两岸，我们的确看到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对美中关系的未来的某些疑惧。该地区和我们国内的某些人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这将导致要么冷战式的冲突，要么美国的衰落。而中国有些人也担心美国一心想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制约中国的发展，这种观点又助长了中国民族主义气势的新苗头。我们不同意这些看法。

19世纪解释大国间互动的零和博弈理论在21世纪是解释不通的。我们正走在从未涉足的地域。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来理解国际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的特点是出现了新兴起的势力范围中心，但也有非传统的，甚至非政府的角色，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认为这特别适用于美中关系。我们的交往——其实，我要说我们之间的纠葛—— 只能在这个新的和更复杂的环境中才能被理解。

当我第一次作为国务卿去中国的时候说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同舟共济。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要么向同一方向划，要么我们将不幸造成动荡和漩涡，这将不仅影响我们两国，而且影响远在我们两国境外的许多的人。

这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是两个有不同历史、深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的复杂国家。但是我们的人民相互能够看到许多相同之处：能量、创业的活力、为子子孙孙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执着。我们在目前的格局秩序中都投入很多，合作比冲突能使我们都得到更大的益处。

但是，那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成为竞争者。相互竞争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就会有竞争，但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去竞争会更有利一些。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一个蓬勃发展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而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同样也对美国有利，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朋友和盟友都会同意这一点。他们也愿意走出那个过时的零和公式向前发展，那个老公式会迫使他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

因此，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慎重、稳定、积极地处理这个重要关系，我们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针是基于现实、注重结果，并符合我们的原则与利益。这就是我们将谋求与中国发展一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方式。我肯定，在今后一星期中各位将经常听到这个短语：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因为它确实概括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那也是我们的总统和中国的国家主席对于两国关系的描述。

但是，不能光靠愿望来建立关系，因此，它使现在成为一个关键时刻。就像我在开始时所说，双方在以后数月、数年中所作的选择，以及我们所奉行的政策将帮助决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不负期望，同时，也完全有赖于我们双方把峰会和国事互访的高层次承诺转换成行动 ——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行动。为了把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在积极的轨道上，我们也必须坦诚面对我们的歧见，在我们从事必须共同处理的紧迫事务的同时，坚定、果断地处理这些分歧。我们也必须避免那些可能导致失望的不现实的期盼。这都要求我们在坚定保持我们各自价值观的同时，通过稳步的长时间努力来扩展我们合作的领域，缩小我们有分歧的领域。

在我们基于过去两年的记录继续推进并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包含三个相辅相成要素的战略。我们在亚太地区进行积极的区域性参与；我们努力建立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我们致力于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扩大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

我先来谈区域性参与。由于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致力于发展与两大洋地区的关系。我们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牢固地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中，因为这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联系网不可分割。

这样，我们将使这个关系保持应有的视野。今天，它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同样重要，但是，不存在所谓的两国集团（G-2）。我们两国都拒绝这样的概念。还有其他关键的参加者、盟邦和新兴力量国家，它们也将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处理区域性和全球性事务。

过去两年中，美国重申我们致力于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发挥主导作用。正如我秋天在夏威夷所言，我们正在实施我们称之为的“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增加人员和项目，扩大在该地区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国首都的高层接触。美国已经更新和加强了与盟国——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的伙伴关系。

我们正采取步骤，确保我们的防务态势体现该地区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战略环境，我们正在推动批准与韩国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寻求达成一项地区性协定，帮助为美国公司创造新机会，同时为增加国内就业机会提供支持。在我们今年晚些时候于夏威夷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时，这些目标将会成为中心议题。

我们还努力加强亚太地区的地区架构，包括签署《东南亚国家联盟友好合作条约》（ASE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首次出席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进一步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 Forum）。在亚洲建立这样一个更加有力、更加和谐的架构将造福于我们各方，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它有助于确保听到每一国家和每一种观点的声音，有助于强化从保护知识产权到确保航行自由的规则和责任体系，这些是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在这些多边环境中，负责任的行为将获得合法性与尊重；对那些破坏和平、稳定及繁荣的行为者，我们将能够共同采取措施，追究其责任。

我们进行的地区接触为这种关系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我们的战略的第二个要素是与中国建立互信。我们需要形成合作与尊重的习惯，以促进我们更有效地合作，经受住一旦出现的分歧。我们共同努力的最显著范例是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这个对话聚集了来自我们两国政府中几十个部门的数百名专家，不仅以前所未有广度探讨各类议题，而且在两国政府之间形成合作的规范或曰习惯。我和盖特纳部长期待着今春接待参加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我第一个坦言，不信任在双方依然存在。美国与国际社会目睹了中国扩大军力并使之现代化的努力，我们寻求明确这种意图。盖茨部长本周在北京强调，保持军方之间的持续和实质性交流，增加透明度，对双方均有好处。我们需要更多高层访问、更多联合演习、更多专业军事组织之间的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步骤，以便建立信任、理解意图和相互熟悉。这将需要中国消除不时产生的迟疑，与我们一道建立稳定而透明的军方对军方关系。我们认为，这非常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因此我们将继续向中方朋友提出并与他们一道促进这一关系。

但是，建立信任不仅仅是一项政府工作，两国人民也必须继续缔结新的、更深入的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还是在体育场上和交易大厅中，我们的人民将通过日常联系建立持久的信任和理解。因此，我们启动了一种新的双边对话，促进民间交流，实施一批新项目，例如让更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的“10万人项目”（100000 Strong program）。这些学生站在开辟我们未来关系的前沿。我在上海世博会上亲眼看到了这一点——我们高兴地看到有700万中国参观者来到我国的展厅，他们都受到会说中文的美国学生的迎接。其中一些中国客人对这么多美国学生学习中文感到惊讶，而且这些学生为有机会参加世博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性活动感到高兴。

我们战略的第三个要素是扩大我们的共同努力，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全球衰退、核扩散、恐怖主义、公海上的海盗活动——这些威胁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包括中国。中国正与我们一起应对这些威胁。因此，我们继续鼓励中国帮助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事情，更积极地与我们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个内容广泛的议程，涉及一系列领域，我们最终将能借此判断我们的关系是否在产生真正的收益。

在经济方面，如盖特纳部长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所指出，美国和中国确实必须共同努力，为我们的经济规划发展方向，以确保全球在未来有强劲、可持续和均衡的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和中国通过20国集团展开有效努力，帮助刺激经济复苏。如果中国或美国未能如此富有建设性地共同努力，你们能够想象我们的经济今天会是什么局面吗？那几乎是一种可怕的景象。

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合作。盖特纳部长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公司希望从美国购买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对美国进行更大的投资，获得与市场经济同等的准入条件。同时，美国公司希望确保美国对中国投入的500亿美元资本能够为开辟新市场和创造投资机会打下强大的基础，从而促进全球竞争力。

我们能够在这些目标上协作，但中国仍然需要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具体而言，我们期待中国终止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或其创新技术的不公平做法；取消给予本国公司的优惠，杜绝任何不利于外国知识产权的做法。我们需要为美国制成品、农牧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允许货币更快升值。我们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将不仅惠及我们两国，还将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可预测性和更普遍的繁荣。

我们还必须就我们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战略议题而努力。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两国在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UN Climate Conference）上的合作对于缔结《坎昆协议》（Cancun Agreements）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我们必须再向前迈进一步，实施有关透明度、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协议。时不我待，美国和中国与欧盟、日本、印度等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为世界迅速走向清洁能源的未来确定速度和方向。

关于国际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协调投资和有关的合作项目来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会敦请中国采纳确保透明度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公认标准和政策。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时，经常听到他们表示，由于中国惊人的进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但是他们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发展措施引起严重担忧。我们欢迎致力发展，但是也希望彼此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实行共同的标准和方法。

在安全议题上，我们也有空间进行更密切和建设性的合作。

比如，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已有进展，但现在必须予以贯彻落实。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帮助制定了严厉的制裁，现在我们正在一起付诸实施。我们也期望中国帮助国际社会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清楚的信息，要他们停止非法的核活动。

让我来谈谈在过去两年，特别是过去几个月来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北韩。美国和中国都理解迫切需要在朝鲜半岛保持和平与稳定，并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

在美国方面，我们将会继续支持韩国和日本盟友，协助他们对抗这个好战的邻国。并且，诚如盖茨部长（Secretary Gates）在本周所言，北韩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正在成为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这不只是关系到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或是关系到对盟友的支持，而是不幸地成为对于我们国家自身安全的挑战。

从本届政府执政初期以来，美国和中国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共同谴责了北韩挑衅性的导弹和核试验。通过中国的支持，我们去年在安理会通过了强化制裁措施。这些努力清楚表明，当中国发挥非常建设性的作用时，我们能够合力产生成果，向北韩发出明确无疑的信息。

我们已经向北京的同事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和北韩有着独特关系，并且担任六方会谈主席的国家，对于协助影响北韩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已和中国朋友深入讨论我们的担心，即不能够对韩国军舰遭击沉事件作出明确反应可能会使北韩更加肆无忌惮地沿着一条危险道路走下去。不久之后即发生造成平民死亡的延坪岛（Yeongpeong Island）攻击事件。这一炮击更鲜明地显示此类鲁莽行为构成的紧迫威胁。

在最近几星期的密集接触后，包括奥巴马总统与胡主席的交谈，我们已经开始合力约束北韩的挑衅行为。我们正在推动支持南北韩对话，既尊重我们韩国盟友的合理担忧，也能奠定基础，针对实施北韩在2005年作出的以不可逆转的方式终止核项目的承诺，举行有意义的会谈。我们与中国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清楚告知北韩，它在近期所做的挑衅，包括宣称的铀浓缩项目，都是不可接受的，不但违反安理会的决议，也违背了北韩在2005年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在北韩以具体行动显示它有意遵守自己的承诺之前，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必须有力执行安理会在去年通过的制裁。

关于台湾，我们对于中国和台湾就经济合作开展更多对话感到鼓舞——完成历史性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便是证明。我们的方针将继续本着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放眼今后时期，我们将鼓励双方进行更多对话与交流，并且减少军事紧张和部署。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权，这个问题在美国外交活动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只要中国还在对博客作者进行审查，监禁维权人士；只要宗教信仰者——特别是未获登记的团体的成员——不能充分自由地从事礼拜活动；只要律师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人士仅仅因为替质疑政府立场的客户辩护而被投入监狱；只要像陈光诚这样的人士在获释后依然遭受迫害，美国就会继续直言不讳，对中国施加压力。

我知道，中国有许多人——不仅仅是政府官员，还有普通民众——对我们倡导人权的做法不满或抵制，认为这是侵犯主权。但是，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中国承诺尊重其全体公民的权利。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人权。

因此，在我们与中国官员的讨论中，我们一再呼吁释放刘晓波以及中国许多其他政治犯，包括遭受软禁者和强迫失踪者，例如高智晟。我们敦促中国保护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的权利、全体人民自由表达和自由礼拜的权利以及公民社会和宗教组织在法制框架内宣扬其观点的权利。我们坚决认为，那些在宪法许可范围内以和平方式倡导改革的人士——例如《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不应当受到骚扰或迫害。

我们还认为，当中国履行这些尊重和保护普世人权的义务时，不仅会使十几亿人受益，还将有益于中国的持久和平、稳定和繁荣。例如，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和对法治的尊重将保护公民的财产，确保发明者能够受益于自己的创新想法。每一个人——从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到记者和博客作者——享有表达自由将有助于公开交换对创新和创造性经济而言不可或缺的想法。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将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包括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污染、从教育到医疗保健。从四川地震后从事志愿工作的许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身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潜能。中国压制自由的时间越久，失去的此类机会越多，在此期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奥斯陆的空椅子将继续象征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未能发挥的潜力和未能实现的希望。

我知道，中国领导人认为政治改革会动摇国家的稳定，妨碍继续推动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家——从韩国到印尼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认识到拒绝给予人民表达批评意见的权利很容易导致更大的动荡，相反，实行改革则能使社会更强盛，释放出新的发展潜能。显然，我们无法掩盖争议；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双方都能履行作为大国的责任，我们未来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

世界在期待着中国，许多人为此感到振奋，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通过一些途径成为21世纪的一位独特的领导者。承担作为21世纪大国的义务将有助于在未来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几乎难以想象的机会。然而，这意味着接受一份责任，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遵守并帮助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最初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坦率地说，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抵制在我们的边界之外承担新义务。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内部有一种很强的意见，要求我们仅仅关注自己的事务，让别人去为未来操劳。但是，每当美国人闭关自守，试图避免接受上述责任，总是发生一些事件，迫使我们重新返回现实。我们在世界上承担的领导责任以及我们应对世界上最大挑战的承诺没有耗尽我们的力量或动摇我们的决心。相反，这种责任和承诺造就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支在全球各地促进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力量。

的确，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但是，我要对我的美国同胞们说，这不是一个恐惧未来的时刻。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我们那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我们的开放和创新、我们的决心、我们对普世价值观的奉献。世界期待着美国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发挥领导作用，确保在这个关键时刻之后迎来更大的稳定、和平、进步和繁荣。这正是我们过去一直发挥的作用，也是我们未来将始终发挥的作用。这就是美国的特质。我们有着超越昔日问题与冲突的传统。有时难以想象，在我母亲这一生中，美国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一次可怕的大萧条，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被派往遥远的地方作战，然而如今我们与往日的对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与中国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关系，有望迎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美国欢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我们也欢迎中国不仅努力帮助本国人民摆脱贫困，也为其他国家带来繁荣和机会。我们期待着中国与我们一道应对今天和未来的挑战。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历史时这样评价我们：他们不仅仅谈论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他们还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共同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的确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愿景，这就是我们对这一最重要的关系的承诺。

非常感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