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2010年有所转变,很多人抱怨中国现在越来越歧视外商,投资环境不如从前了,尤其是外资在中国长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也在年底宣告终结。尽管官方一再承诺把外商当“自家人”看待,但并没有消除外资的忧虑。
外资抱怨最大的就是中国2009年年底宣布的自主创新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只有在中国拥有注册商标专用权或注册专利的产品才能成为政府采购与扶植的对象。
*创新歧视*
但外资在中国使用的专利技术大多是境外注册,因此政策一颁布,就引发外商的强烈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批评这一政策歧视海外科技产业,是保护主义的表现,而政府采购是科技市场最大客户,对外资很不公平。
他说:“这是中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要求创新产品首先要在中国注册,让跨国公司很难适从。长期来看,这也增加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创新体系的难度,我认为,这正是创新政策的目标。”
美国工商界认为,中国实际是以产品本土创新比例的高低,来决定政府采购中的优先次序,不利公平竞争。美国工商理事会(U.S. Business & Industry Council)表示,科技创新不该有地域限制。
中国欧盟商会也对这一政策表达强烈的不满。随着海外反对声量的升高,中国工信部2010年4月对政策规定进行了模糊处理,国家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安抚说,中国科技产业发展政策没有改变,不歧视外商。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把外商当“自家人看待”。
*产权执法不严*
外商2010年第二个不满就是知识产权执法不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孟克文认为,中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地方的投资与经营环境2010年倒退很大,因为政策在地方的解释和运行同中央明文规定有很大差别,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日趋严重。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对此表达了关切。他批评中国明令保护知识产权,但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没有执行,让外商蒙受损失。
他说:“即使国家有公平市场准入的明文规定,省级与地方层级执行起来也经常存在出入,知识产权保护更是如此。只有在违犯知识产权的人能得到民事或刑事处罚时,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才有价值。知识产权法规的执法在中国经常不均衡,处罚也过轻,起不到震慑作用。”
结果是,尽管中国颁布了多种规定,并在近期开展打击盗版的活动,但盗版现象继续猖獗。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副总裁里德(Matt Reid)引用统计数字说,中国商务软件的盗版率现在高达79%,相当严重。
他说:“中国软件盗版率是79%,相当于价值76亿美元的软件正在中国使用,但没有付钱。我们认为中国近期的承诺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需要真正着手处理,在当今打击大规模软件盗版的行动中彻底扭转局面。”
非法药品仿制也让美国蒙受巨额损失。美国商务部前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葛艾儒(Ira Kosoff)说,这让中美两国人民的身心都受到了影响。
他说:“中国过去在活性药用成分API假药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活性药用成分用来制造假药,中国的监管又不严。这既侵犯了合法药品的市场份额,又影响两国民众的健康,因为有些假药流向美国等海外市场 ,途径就是廉价药品的网上销售和推销。所以,这既是贸易问题,也是健康问题。”
美国前任贸易代表苏珊·史瓦布(Susan Schwab)因此呼吁中国增加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她说:“这事关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因为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商业软件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形式的专利、商标和版权。 但中国做的不够,因为中国希望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获得知识产权来推动国家品牌,提高竞争力,这在其他国家看来是不公平的贸易行径。”
*稀缺高技术*
此外,中国还取消了外资在中国长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12月1号起,中国开始向外资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附加教育费,这两项费用20年来仅对中国公民和内资企业征收。规定2010年10月出台后,在外商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美国穆迪网站分析员成旭认为,这表明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开始从最初的吸引外资逐步向高科技转移。
他说:“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原来可以从外资中间得到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了。这包括经营管理方式,拓宽发达国家渠道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不再稀缺资本了。他现在稀缺的是高技术的资本,对一般资本的超国民待遇也就消失了。”
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中商贸联委会与中国欧盟高层经贸对话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表示不再依据知识产权的注册地点来确定政府采购合同的招标资格,并承诺推动政府办公设备的正版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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