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从无冕之王到弱势群体

一位中国大陆记者因撰写调查性报导而遭到全国通辑，之后又得到地方公安机关道歉，有外国评论认为，这表明在中国，记者的地位提升了。不过相关人士认为，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

中国大陆近来传出一系列记者因言遇祸的消息。据大陆和香港的媒体报导，从6月份以来，先是北京“财经”杂志的一位编辑遭到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这名编辑表示，这可能与他所作的批评性报导有关。之后，又有“第一财经日报” 和“中国青年报”在福建的两名记者各自的私车在同一天出车祸。两人都在报导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几天后，“华夏时报”驻深圳的一名记者遭不明人士殴打。她最近发表文章，爆出上市公司深国商管理高层的一些内幕。就在几天前，还有“每日经济新闻”在上海的华东新闻中心遭人堵门和辱骂，肇事者自称是霸王上海销售公司的人员。前一阵媒体曾披露霸王产品含有超标致癌物，使得该企业的形象和销售一度受到影响。

*纽约时报：公安道歉，中国记者地位提升*

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由于跟踪报导了浙江遂昌县一家即将上市的地方企业涉嫌贱卖资产、虚增业绩的情况，而在7月23号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全国通辑。不过，通辑令很快撤销，当地公安局同时向仇子明道歉。

这种公安向记者公开道歉的结局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过，有些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记者在中国的地位有所提升。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对于中国那些时常受到严格管制的调查性记者而言，仇子明的例子提供了积极的转机。

*真相报导困难，大陆媒体远避*

不过，同样在大陆做调查性媒体工作的张国发却表示，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身为中国产业报协会副秘书的张国发说，从最近那些记者受到报复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媒体在作真相报导，特别是涉及到地方事务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和压力有增大的趋势，而且非常普遍，不是公安一次陪礼道歉就能转变的。国内很多媒体也因为作负面报导太麻烦，而明令不允许发这类报导。

张国发说：“现在在中国，记者已经成了弱势群体了。一报就得说情，找人，大陆的口号是负面媒体是非常难做的，现在一般报纸已经明令不让做了。很多报纸规定不允许负面报导。”

*张国发：地方政府为效益和政绩自我保护*

张国发说，比较而言，他们的记者在一些涉及全国性事件的调查采访中，遇到的麻烦反而少。最大的压力都来自县级的地方政府。他说，去年曾出现过中央电视台记者被打事件，之后似乎地方上更认为，记者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样要听地方政府的话。因此在记者调查访问期间不予配合，设置障碍，通过各部门施加压力。或者在报导出来后，通过地方的宣传部发函，把本来不失实的报导说成失实。张国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了效益和政绩而自我保护的结果。

他说：“中国出现公安局抓记者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地方政府盲目为了追求集体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感受和意见，包括拆迁，土地的问题，而单纯地追求政绩。出现了种种问题的时候，记者一去，给钱，停事。要是不听话，就找你的毛病把你抓起来。这是地方政府不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的。”

*地方公权力与势力集团密不可分*

而在中国大陆作律师的冉彤说，记者被抓、被打其实是中国现在地方势力膨胀、自成体系的大趋势下的一个具体表现。他说，地方上无论称它是黑恶势力还是经济势力，已经和地方的公权力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脱离了媒体监督、甚至国家法制的轨道。

冉彤说：“这不是一般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整个政权的势力和当地的黑恶势力完全混合在一起，地方的黑恶势力有可能就控制了地方的国家公权力，就是在那个地方说话的不是国家的法律，不是中央的政策，而是地方的官员。而地方的官员有的时候自己就是黑恶势力，有时候是黑恶势力的代言人。”

*冉彤：中央政府要拿出权威*

对于中国大陆最近频频发生的记者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新闻法”，专门针对新闻报导、舆论监督，以及记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和法律保护等方面立法，就会改善目前大陆记者的弱势状态。不过在成都市从业的律师冉彤认为，新闻法可能会对记者有一些好处，但是不能只在制度的层面，更要在执行的层面来解决问题，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拿出权威来。

他说：“如果说一个国家法制的权威，一个记者监督的权利，得到的保护是来源于民间的话，而不是来源于中央政府，来源于法律和法制的话，这是个很可怕，很悲哀的事情。你遇到麻烦，记者也好，律师也好，什么人也好，他们最终得到帮助的是从广大的网民，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宪法，不是法律，不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广大的群众会相信法律吗，会相信中央的政策吗，会相信中央政府吗？ ”

国家新闻总署最近特别针对仇子明的案例发表声明，对记者正当合法舆论监督的行动表示支持。声明强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