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同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两国的规模和它们崛起中的经济实力,使它们在未来数十年里的国际影响力不容忽视。同时,由于中、印两国政治模式迥异,有关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孰劣孰优的争议也一直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发展状况将对民主的未来形成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似乎令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长期被垢病的中国专制体制看来具有意想不到的适应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者黎安友(Andew Nathan)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谈到了这个现象。
他说:“我想,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中国的体制在不断的变化和演进中,并非处于停滞状态。这些改变和它采取的新的措施成功地令一个政党和一个小的领导群体维持着统治。这个体制变得更愿意广纳意见。它在公关方面也做得很好......这样的体系运转得相当不错。”
黎安友说,中国的表现似乎对传统上人们公认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形成了挑战,这一点尤其与西方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和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此时重新对中国以及同样在危机中表现出色的印度作出比较,而印度的表现对于民主的未来相当重要。
他说:“当全球民主政体令自己形象蒙尘的同时,他们(中国)恰恰表现得非常好。而这个时候该看看印度的表现。我们希望看到印度体制的表现将表现出民主具有的长期优越性。”
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杜林(Bruce Gilley)也认为,印度和中国已是当今国际大国,它们的表现不仅影响着国内民主,更会对整个国际体系形成影响,以及中国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改变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理念。
杜林说,印度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它们在体制上存在的根本差异。但是,杜林强调,印度和中国的表现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重要影响。
他说:“然而,它(两者的比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注视着中国和印度,认为专制主义也可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并不能只谈论印度和中国如何能够相互借鉴,更要注意其他国家对这两个范例的效仿可能造成的影响。”
杜林注意到,关于专制主义效率的讨论还触及世界性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他说,有的学者将中国的体制称作为“高效专制主义”,认为在解决诸如全球暖化这样的可持续性增长问题上,中国的“高效专制主义”可以制订出“雷厉风行的政策”,而印度则会远落在后面。
他说,甚至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环境专制主义”,也就是说,环境政策或者全球暖化政策只能够通过专制主义体制得以解决;他们正是以中国作为这方面的例证的。
但是,杜林对这样的说法予以驳斥。他说,表象之下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他说:“从这些言辞的表象下看,你再问自己,是否中国真得在环境方面做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以它的发展水平而言,这方面远远偏离轨道,环境状况更为恶化。”
杜林举例说,中国通过从上至下发布强制指令,在甘肃建造了大型太阳能电站,而这样做却并不比印度通过规定新建房屋必须使用太阳能供暖的做法的效果更好。因此,那些学者所说的专制主义形式的雷厉风行政策,并不比温和的政策更行之有效。
杜林认为,印度和中国已经被国际间的学者视作为测试民主和专制制度优点的对象。不过他说,中国看起来并没有有意识地在推行和提倡它的专制主义标准,而印度在缺乏重视和赞许的同时,也并没有特意将维护民主价值作为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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