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对话机制何去何从?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北京闭幕。双方达成多项协议。但是在一些有争议的关键议题上，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有限。随着对话的规模越来越大，分析人士开始探讨，这种无所不包的对话模式是不是解决美中战略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美国代表团人数创历史记录*

克林顿国务卿在对话期间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透露，此次美方出席对话的代表团创下美国官方代表团出访规模的历史记录。

她说：“事实上，这次美国代表团成员超过了两百人。这是美国政府代表团到任何一个国家出访人数最多的一次。”

不过，对话毕竟只有两天时间。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用“一眨眼，就错过”来形容双方试图在短短的时间内攻克众多难题。

*盖特纳：中国的选择*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盖特纳财长在对话闭幕时发表的声明重复了他在开幕时的表态，强调灵活汇率对中国低通胀增长和经济转型至关重要，但是在结尾加了一句汇率政策“当然是中国的选择”，以此表明美方注意到中国政府对汇率自主性的重视。

美国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政府采购政策是否会歧视外国企业，破坏公平商业环境。和上次对话的宽泛承诺相比，中国此次同意在今年7月前向世贸组织递交一份修改过的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文件，盖特纳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在获得美方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上没能如愿以偿。双方表示愿意在下半年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结果和上次对话如出一辙。

此外，双方经济部分议题还触及如何促进强劲复苏、实现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但结论和上次对话大致相同。

*史剑道：未触及核心议题*

华府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贸易政策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对话没有触及双方最核心的经济议题。

他说：“美国要做的事情很明显，也相对简单，就是要尽快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中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系统债务的积累。这个问题和美国一样，只是隐藏起来，但都来源于不负责的货币政策。这个话题的讨论才会真正影响到全球经济再平衡，但对话的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兴趣。”

*易明：高层对话机制帮助不大*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2006年底双方启动战略经济对话(SED)后多次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成果是这一机制存在下去的最好理由。从2006年到2008年底举行的5次对话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双方建立了能源和环保合作框架，这些都被保尔森形容为对话取得的具体成果。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奥巴马主政一年多后，高层对话机制没能帮助美中两国克服双方在利益、价值观、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称，没能帮助两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易明认为，过去一年里，美中关系内美国战略利益的推进大多来自双边高层对话框架之外。她举例说，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让步是基于发展中世界的关注，而不是美国的压力；中国撤销政府采购政策中最具争议的条款是由于受到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抗议，而不只是美国的反对；中国最近关于支持联合国制裁伊朗的表态也是因为俄罗斯的立场首先做出调整。

*对话框架可以打散？*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创立的咨询机构基辛格伙伴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执行主任乔舒华·拉默(Joshua Ramo)认为，现有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可以打散。由围绕一系列战略议题的对话取而代之。拉默认为，这些议题可以根据其重要性的变化而随时增减。同时，分散的对话框架也可以免去双方在无所不包的形式下达成了什么和没达成什么成果上的纠缠。

但是，传统基金会亚洲贸易政策研究员史剑道担心，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贸然逆转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

他说：“如果美中任何一方突然提出降级或者终止对话的话，所有人都会很紧张，都会问为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也会继续下去。”

*成斌：决策者定期对话本身是成果*

在刚刚结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在能源、海关、卫生、电动汽车、反恐、核裁军等议题上总共达成26项具体成果。但中国权威财经媒体《财新网》的评论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不到两天，根本无法做有效地谈判。宣布达成某项成果，往往只是把操作层面谈判达成的共识包装汇总。

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员成斌说，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能够达成多少妥协和协议并不是衡量对话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他认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现任和未来决策者有机会定期坐在一起，盘点两国共同关心的战略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成果。

成斌说：“这一点在大国关系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战略层面，因为这个领域更容易产生突发事件和危机。而双方官员的个人关系往往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官僚障碍。”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就像是搭建了一个大厅，但内部却没有支柱或承重墙。沈大伟建议双方建立工作小组，跟进对话产生的成果，并将执行情况反馈到来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