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位于洛杉矶的艺术家自由倡导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Visual Artists Guild)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逮捕已于去年9月停止运作的救援组织“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四名受托人，包括年逾九旬的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Cardinal Joseph Zen)，大律师吴霭仪，学者许宝强和歌手何韵诗。
该声明称，香港人道支援基金仅为一个非政府性质的善心团体，为在2019年抗议活动中受伤的人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团体在内的多达两百万香港人参加过那些和平抗议活动。
声明还说，香港政府的行为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和《人权法条例》；香港政府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打击，现在扩大到了宗教自由领域；香港政府逮捕枢机主教，实际上是在向香港所有基督徒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甚至爱人如己，也可能成为违反香港政府在北京的主人所强加的《国安法》的罪行。
“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兼董事会成员、从事人权活动40年的刘雅雅告诉美国之音，香港民众现在的生存环境甚至不如大陆二线城市。
那么，中共为何对香港步步紧逼？香港社会现在置身于何种惊恐状态？它曾经享有怎样的自由？刘雅雅就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分享她个人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美国之音：您怎么看香港特首李家超(John Lee)一上任就逮捕枢机主教陈日君等四人的做法？
刘雅雅：这是新特首的首次行动，就好像他在说，好吧，我要这么做来讨好北京，要邀功请赏。事实上，李家超自己也是天主教徒，早年上的是天主教学校，而且是很有名的香港九龙天主教男校。我觉得，他真不懂中国与香港问题，不懂全球局势，不懂经济和国际关系。对于他来说，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讨好北京，以便于将来能进入中国的高级菁英圈。但是，他自己曾经是英国公民，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现在还是英国公民，中国不会信任他。仅仅是他曾经是英国公民这段历史，就已经背叛了所谓对党的忠诚。
美国之音：香港枢机主教被逮捕之后，梵蒂冈为何罕见做出反应？
刘雅雅：无论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还是在中共推进和实施“国安法”的过程中，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都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不过这回，他第一次说话了，发表声明表达关注。他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因为陈日君主教是他的羊群的牧羊人，也是天主教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如果教宗对他的去向漠不关心，会激怒民众，尤其是天主教徒。
教宗与北京签署秘密协议的事，已经让人们对他心怀不满；这份梵蒂冈允许北京任命中国教区主教的秘密协议，今年10月需要续签。如果他现在不出面说话，信徒们会阻止他和北京继续交易。而陈日君主教一直反对梵蒂冈与北京的秘密协议。
方济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同情中共；他并不知道，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法西斯主义的行为。
美国之音：在香港，西方教会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刘雅雅：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还单独举行过各自的抗议活动。这些信徒们很有组织地支持民主和宗教自由。
在香港的义务教育中，大多数非公立学校都是教会学校，尽管香港政府也补助一定的资金。就读的学生尽管并非都是受洗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但都接受广义的基督教教育。香港上任特首林郑月娥就毕业于天主教女子学校，她也是天主教徒；另一位特首曾荫权也是同样的情况。许多教育界人士都是虔诚的信徒，今天倡导民主的年轻人很多接受的也是教会学校的教育。
在我成长的年月，我就看到多数父母都争取送孩子上教会学校，因为那些学校评分很高。我和姐姐妹妹们就被送到一所美国修女办的天主教女校，“玛利诺修女学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上学；我的兄弟上的是“华仁书院”(Wah Yan College)，这也是李家超和曾荫权上的天主教男校。
美国之音：您个人跟陈日君主教有过接触吗？
刘雅雅：数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他。当时，香港政府要向学校分配一些家长团体。他说，他不反对家长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但是，担心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会通过他们分配的家长团体来给学校施加不当影响。现在，每个人都看到了，政府正在给学生灌输对党、对政府的忠诚，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2020年以后，由于担心洗脑教育，香港许多家长都把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送到海外求学。香港人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明白政府正在占领学校。
美国之音：您说，香港政府逮捕陈日君主教等人不合法，为什么？
刘雅雅：即便根据《国安法》，也不应该拿过去的所谓犯罪行为，对人进行惩罚。他们几个人的行为都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其次，他们不过是在帮助别人。就算那些在监狱的囚犯，你难道不应该帮助吗？那些犯人有罪，难道牧师或者神父不应该到监狱去，跟他们谈话，争取说服他们改过自新吗？难道这是一种罪行吗？这简直是极度违反人性。他们这是说，人类不应该帮助别人。就算犯了错的人如果生病了，别人就不应该帮助他们就医、给他们法律帮助和生活救助？我认为，李家超简直是不讲人性。
美国之音：香港人已经丢失了哪些过去拥有的权利？这样的巨变是否过去有所预见？
刘雅雅：英国人统治时期，你不能违反他们的法律，但是有集会自由，比方说每年的六四集会；有新闻自由，《苹果日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批评英国人也不会被抓进监狱；事实上，直到《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人还享有基本自由。
现在，政府正在试图限制宗教人士，尤其是宗教领袖人物的言论。可以说，香港的整体处境比大陆二线城市都差，因为《国安法》没有界线，中国政府可以随意解读。这使得香港人可能因为20年前的言行随时被抓走。
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我带着一队人马到香港拍了一部英文记录片，《过渡时期的香港》(Hong Kong in Transition)。其中一位受访人(Peter Fan)说，现在签署的文件是在两国之间，一旦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的事情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政，一切协议都将成为废纸。
当时接受采访的香港民主党党鞭司徒华说，情况只会每况愈下，因为中共不会喜欢香港的选举方式，香港的司法体系也不会继续独立，香港将出现腐败和贿赂。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发生了。新特首李家超就是这样赢得了一个人竞选的选举。他竟然说，参加这次特首选举不容易，这简直令人尴尬，真是可笑荒唐到极致了(笑)。
美国之音：关于港独，这是否近年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的一种声音？香港人是否向来都拥有中国人的认同感？
刘雅雅：记得在97，98年，有些人谈论过港独，但是，这种提法是近几年才形成越来越大的声音的，而且更多是在年轻人中。他们对香港的民主进程感到深受挫折。但从现实角度说，港独不会实现，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香港，人们的确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尤其在英国统治时期更是如此。港人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也不是殖民统治下的臣民，而是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统治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公民，而是以作为中国人本身而自豪。
那时的香港政府官员也认为，自己仅仅是英国统治者的下属，而不是主人；他们现在看到，自己从英国统治者的下属，变成了中共统治者的下属，仍然不是主人。
美国之音：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人权活动人士？如何开始关注香港的人权问题？
刘雅雅：我是从关心陈果仁(Vincent Chin)的案子开始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那是80年代(82年)。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在美华人的权利，参与到各种保护华人权利、历史和文化的诉求中。然后，我在89年加入了“视觉艺术家协会”。
那时我经常回香港还只是为了渡假，购物，看朋友，看亲戚，过着快乐的日子，完全没有对香港人权的担忧。
我与香港的政治联系可以说是从六四开始的。89六四发生的当天是星期六，洛杉矶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当天的午夜。我开车带着孩子们到中国城上中文学校。路上听到应该是ABC的广播实况报道说，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了，在开枪，广场各处的灯都熄灭了，只看到探照灯在照射。天安门一带许多人在跑动。由于信号问题，记者的声音一度中断。
孩子们下课以后，我带他们到中国城的孙中山雕像旁，在那里遇到了“香港论坛”(LA Hong Kong Forum)的人。事实上，那时他们还没有叫“香港论坛”这个名字，只是一群UCLA的学生在抗议。后来，他们说，下午两点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抗议，我也带着孩子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们于是建立了联系。此后，我们每年纪念六四，联系更频繁了，合作也多了。
随着97年逼近，香港问题显露，我们自然关注起来。直到今天，我们眼看香港政治在退行，港人的各种权利在逐一丧失，而且越来越引人注目。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致力于推动民主和人权，无论是在香港，西藏，新疆还是大陆其他地区。我们应该支持尤其是在大陆的感言者。你看，上海封城期间，那些大白对老百姓拳打脚踢，而且是对着镜头。有些暴力场面如果没有视频，你都不会相信是真的。他们需要找到一条道路来改变自己的环境，改变当官者的作派。
我相信，我们需要保持信心，保持希望；我们需要尊重那些即便是我们无法认同的人。
美国之音：好，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