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5月15日于台北召开座谈会，发布有关中国在欧美等国跨境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最新报告。与会人士警告，中国惯用海外跟监骚扰，甚至威胁当事人在中国的家人等手段，逼迫人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噤声，就连对没有治权的台湾人也是中共跨境镇压的对象。
国际特赦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题为《在我的校园里，我却感到害怕(On my campus, I am afraid) 》，这份长达60页的报告访谈了留学欧美8个国家的32名中国学生，总结他们遭中共跨境镇压的亲身经历。
中国政府胁迫家人，对中国留学生跨海施压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管萨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5月1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台北的座谈会时指出，中国政府监控和骚扰海外留学生，旨在阻止他们在民主国家发声。
布鲁克斯说，至少10名中国留学生于受访时指出，当他们在海外参加抗议活动或公开发表言论之后，中国境内的父母和家人就接到中国执法单位的电话、甚至直接找上门骚扰。
布鲁克斯于座谈会中说:“他们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受到的威胁包括:无法出国旅行、护照恐被吊销、失业和失去退休金。(中共)当局以这些威胁来逼父母致电其子女，要求他们保持沉默。”
她引述受访中国留学生的话说，学生当事人最感到恐惧的是监控和骚扰，因为尽管身在海外，却在自由参与集会之后，遭到跟监、拍照等。
布鲁克斯说，许多中国留学生坦言，这些骚扰的效果让他们无论在平日的交谈、社交媒体的留言，甚至课堂学术讨论，都不自主地先自我审查，因为担心，随时有人会向国内举报自己的言行。
她还说，监控对中国留学生带来难以置信的压力和担忧，甚至自觉陷家人于危险而心生愧咎，有人还因不堪心理压力，必须住院求诊。
台湾官员、民意代表出国也遭中方监控骚扰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洪申翰也在座谈会中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说，中国的“跨境镇压”和监控，不只针对中国、香港籍留学生及海外异议人士，他自己也曾在国外出席国际气候会议时，遭到中方的骚扰。
洪申翰说:“他(跟监者)会让你知道我在你旁边、我正在看着你，甚至派一、两个人来会议现场大闹一下，也是让台湾正在交往的国际友人知道，你们没有能够逃离我(中国)的眼线。”
洪申翰表示，除了像他一样的民代外，台湾官员出国，也遭中方锁定，例如捷克媒体先前透露，台湾候任副总统萧美琴今年3月到访期间，就曾遭中国军事外交人员跟车尾随。
他说，中国近年掀起俗称润的“出走潮”，中国政府尤其严防这些人出国后，在自由世界发声，因此，更加剧海外镇压。
洪申翰表示，外界须认清，这些海外跟监者绝非某些“小粉红”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操控手段，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互相通报信息，共拟应对之策。
香港民运人士在台活动也遭监控
流亡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绍天也于座谈会中指出，近几年已有证据显示，香港政府提供资金，透过征信社等方式，间接监控在台湾的离散港人。
冯绍天说，2019年他们刚来台湾时办过一些活动，当时出席的港生都互不认识，但事后却被亲中港媒一一点名，证实港府有其他秘密管道可以掌握情报，让他们从此更谨慎，多使用化名并戴上口罩。
尽管如此，冯绍天说，今年3月他们举办“反23条”站街活动时，还是有人现身举牌抗议，甚至全程监控他们的活动。他说，随着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落地，越来越严苛的法规已对在台港人产生寒蝉效应。
冯绍天说:“特别在23条(立法)里面有一些(法条)，就是如果你知道了(犯罪行为)，不去跟国安单位举报的话，也有机会触犯相关条文，(这)会让过去还愿意行动的学生，甚至是支持运动的人，也不敢再这么活跃，甚至可能会退出。”
海外监控游走法律灰色地带 民主国家处置棘手
不过，与会人士说，中共类似的海外跟踪、拍摄活动，因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违法，因此，在公开活动，就算遇到不明人士全场紧盯，甚至拍摄身分敏感的参与者，当事人也无可奈何，更无权阻止，这是令他们最担忧处。
对此，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派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在座谈会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则表示，欧美国家涉及以政府力量阻却中国跨境镇压的讨论时，常因触及种族歧视等敏感问题，平添了处置这类情况的复杂性。
史凯文说:“在美国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在其他亚洲人比较少的地方，(反制跨境镇压)就可能变成民族主义的种子，就是会跟那些问题混在一起。”
史凯文强调，民主国家有责保护其境内的中国籍留学生，免受中国政府的跨境威胁，但也必须拿捏分寸，以免反伤及其追求自由的价值观，因此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间，必须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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