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被中国驱逐，还不如自己走路，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思量。
鲍尔丁是一名美国经济学者。2009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一纸聘书让他举家迁到深圳。
鲍尔丁研究国际贸易，想在海外生活一阵子。但他从没想过这辈子会来中国。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原计划在中国呆上两三年，没想到一晃就是九年。
鲍尔丁说，在中国从事学术工作的九年于他意义非凡，自己仿佛置身一个经济、金融、商业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如此巨大，却又令人震惊地尚未被探索。
在中国期间，鲍尔丁在彭博社、《外交政策》等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评论文章，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中国的审查政策。
但是鲍尔丁始终觉得自己是只“菜鸟”。“中国专家”这种词和他扯不上关系，甚至每当有人在他听力所及范围内提到这个词时，他都会紧张地四下张望，寻找周围比他杰出的大人物。
鲍尔丁说，他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所谓专家意见，大都来自于不断的失败。
去年11月， 北大汇丰商学院通知他，将不再和他续约。今年3月，院方说，希望在4月1日前断绝双方的所有关系。
商学院院长海闻对《华尔街日报》说，解聘鲍尔丁是在评估了他的教学、研究和其它职责后做出的“正常学术决定”。
但是鲍尔丁说，他知道自己被辞退背后那些不能说的原因。
“在共产党手下工作，你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上个月，鲍尔丁举家离开中国，告别了这个生活、工作了九年，却依然让他时时感到陌生的国度。
日前， 鲍尔丁从加州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美国之音访问，回首在中国的教学经历，阐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和经济前景的个人看法。
VOA：最近，关注维权律师群体的清华大学新闻系德国留学生穆达伟（David Missal）被迫离开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在中国学习、教授人文学科的外国人更容易惹上麻烦，您却说：“中国已经到了作为一名教授，即便只是讨论经济、商业和金融市场问题也觉得不安全的地步。”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鲍尔丁：即便是经济和金融也越来越成为敏感和禁忌的话题。 教授、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辩论经济政策的能力已经被缩减到近乎乌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被迫关闭。外国和中国教授惹上麻烦，导致从贬职到解雇等各种问题。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的通讯手段一直受到监控。基于我看到的周围的困境，我觉得自己留在中国的风险在迅速增加。
VOA: 在中国执教的九年中，您有机会经历了政治高层的更迭，请从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的角度，比较一下前习近平时代和当下的差异。 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鲍尔丁：我在中国的九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变。在我刚开始教书时，学生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在“六四”纪念日当天穿黑衫。到了后期，学生们不再提任何问题，课堂上设有学生督察员。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自己和其他教师以不同的方式被监控。
VOA: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最根本的不同点是什么？
鲍尔丁：在优秀的美国大学，真正的学习从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开始。在中国，由于严苛的高考制度，大学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在中国的精英大学中，相比在课业上获得成功，学生们更在乎实习。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独立性思维受到极度挤压，照本宣科和死记硬背成了常规。
VOA：有人说生长在防火长城内的中国年轻一代不关心自由民主、人权等议题。他们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并为国家而自豪。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年轻一代？您是否有信心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
鲍尔丁：年轻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一切都会按照现在的方式永远增长下去。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就要加入共产党，顺着他们的方式。他们不愿冒险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类事情。他们的确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有理由这么想。但同时，他们又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感到不安。 我对于他们能让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不抱太多信心，因为他们会重复他们的先辈对待人民和治理社会的模式。他们不会寻求改变这些。中国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没有领导者。
VOA：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认为中国将走向何方？濒临崩溃？成为世界霸主？为什么？
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崩溃，但我的确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张力和挑战远远超乎大多数人的意识。从债务到人口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