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说，性工作者群体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疫情的薄弱环节，也是受艾滋病侵害的弱势群体。专家和权益组织呼吁，中国应该考虑对性工作者非罪化。
由于艾滋病毒特殊的传播途径，性工作者和“男-男”性关系者是艾滋病易感人群。在华盛顿参加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非政府组织中有许多都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来自中国上海的郑煌是草根非政府组织“性工作者网络”的负责人。郑煌表示，中国的“男-男”性关系者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享有比较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而性工作者是艾滋病防控的薄弱环节，也是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郑煌说“在中国做性工作者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他们与‘同志’(主要指男-男性关系) 不同，‘同志’在中国不处于违法的状态，但是性工作者处于违法状态。中国的‘同志’越来越多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喊，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一点。我们非常少看到性工作者站出来，就是因为性工作者在中国是非法的。若让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呐喊，真的是非常困难。”
中国参加这次艾滋病大会的代表中就有曾经是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虽然她们已经站出来成立了为性工作者维权的组织，但是她们仍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郑煌负责的“性工作者网络” 由中国十多家草根性工作者权益团体组成。郑煌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使这些草根权益机构能够更好地发展，希望有更多的性工作者能够成立非政府组织，为性工作者的权益呼喊。
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向政府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应该使性工作者非罪化。她的建议在中国虽然遭到许多非议，但是许多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宣导人士支持李银河博士的观点。性工作者网络的郑煌说：
“假如说，性工作者在从事性工作的时候遭到抢劫和敲诈，她能够很主动地去报警。因为他们不会担心因为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而被抓。”
袁文莉是来自河南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她担任女性抗艾网络的秘书长。袁文莉认为，要扭转全球艾滋病疫情的局面，必须有女性的积极参与。
袁文莉说：“在全世界，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女性对艾滋病防治参与的程度还没有象男性那样强。所以我希望在扭转艾滋病疫情局势的行动中，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
“女性抗艾网络”是中国最大的受艾滋病影响妇女儿童的权益团体。2005年，袁文莉由于为自己的儿子在医院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她成立了一个权益组织，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儿童争取和维护权益。
由于艾滋病毒特殊的传播途径，性工作者和“男-男”性关系者是艾滋病易感人群。在华盛顿参加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非政府组织中有许多都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来自中国上海的郑煌是草根非政府组织“性工作者网络”的负责人。郑煌表示，中国的“男-男”性关系者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享有比较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而性工作者是艾滋病防控的薄弱环节，也是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郑煌说“在中国做性工作者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他们与‘同志’(主要指男-男性关系) 不同，‘同志’在中国不处于违法的状态，但是性工作者处于违法状态。中国的‘同志’越来越多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喊，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一点。我们非常少看到性工作者站出来，就是因为性工作者在中国是非法的。若让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呐喊，真的是非常困难。”
中国参加这次艾滋病大会的代表中就有曾经是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虽然她们已经站出来成立了为性工作者维权的组织，但是她们仍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郑煌负责的“性工作者网络” 由中国十多家草根性工作者权益团体组成。郑煌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使这些草根权益机构能够更好地发展，希望有更多的性工作者能够成立非政府组织，为性工作者的权益呼喊。
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向政府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应该使性工作者非罪化。她的建议在中国虽然遭到许多非议，但是许多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宣导人士支持李银河博士的观点。性工作者网络的郑煌说：
“假如说，性工作者在从事性工作的时候遭到抢劫和敲诈，她能够很主动地去报警。因为他们不会担心因为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而被抓。”
袁文莉是来自河南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她担任女性抗艾网络的秘书长。袁文莉认为，要扭转全球艾滋病疫情的局面，必须有女性的积极参与。
袁文莉说：“在全世界，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女性对艾滋病防治参与的程度还没有象男性那样强。所以我希望在扭转艾滋病疫情局势的行动中，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
“女性抗艾网络”是中国最大的受艾滋病影响妇女儿童的权益团体。2005年，袁文莉由于为自己的儿子在医院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她成立了一个权益组织，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儿童争取和维护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