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人权落后法治改革超前

南加州大学学者陈至洁(Titus Chen)最近应邀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与学者们研讨中国相关的议题，他指出，中国为了适应国际规范，在人权和法治两方面做出了许多改变，但是二者出现快慢不同的发展，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权当成应付外国的外交事务，而把法治看做对内统治的手段。

陈至洁指出，在法治方面，中国适应国际规范做出的司法改革相当多，相较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国法治改革的发展甚至是超前的。但在人权方面，不论是立法还是实践，相较于国际标准仍是落后的。

陈至洁说：“人权方面，一开始中国要适应的原因就是国际压力，就是六四以后国际的谴责，逼得他要发展出一套人权的说法，什么人权首要是发展权、生存权，都是六四以后才研究出来的东西。”

*中国改变对外界批评人权的态度*

陈至洁指出，从1989到1995年，对外界有关人权的批评，中国采取否认的态度，否认人权普世价值标准甚至准备不惜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从1996年起中国改变做法，提出中国国情的人权说，江泽民公开承认人权的国际规范，但也说每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甚至每年公布美国的人权状况报告做为反击。

陈至洁说，中国做出改变也产生了效果，联合国人权组织里面中国的支持票数上升，中国也增加与外国双边人权对话。

2004年中国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及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对抗所谓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击’，自行召开人权会议。今年2月中国接受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状况，有40多个国家称赞中国人权进步，4月中国首次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中国官方和媒体都高度称赞这些进展，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声称，中国人权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突破了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左’的思想的束缚，人权成为文明的衡量标准，反映出中国对人权成就和进步的自信，中国要从基本国情和现实出发，加大力度促进保障人权。

中国人权基金会会长林伯承也声称，中国人权进步举世瞩目且具有民族气派，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民族精神、民主法治、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来发展人权的结果。

*中国改善人权的做法更多是象征性*

但陈至洁指出，中国这些作为因为是被逼适应国际人权规范，带头单位是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所以显得仍是象征性居多，落实不足。他说：“他不认为这是国内治理的问题，他觉得这是外交问题，所以他就尽力在国际上跟人家抗争，在国内就把人权的研究和人权的呼吁封锁起来。中国国内认识人权的很少，做人权研究的也很少，支持人权的就更少。”

但在法治方面，陈至洁说中国的适应就比人权好很多，效果也更明显，陈至洁说那是因为要解决国内许多新出现的问题，法界的呼声高支持度也大，只是仍限于把法律当成治理工具，还不是真正理想的法治。

陈至洁乐观地说，中国在国际上赢了，是因为中国做出改变，但人民因此对人权和法治的意识也越来越高张，人民比较敢依法抗争，政府也渐渐感到受到约束。他说：“比方说你不能够随便拆人家的房子，因为人家可以告你，人家可以抗议，这都是法治教育的后果。大部分所谓地方上违反人权的案子都是经济案件，其实可以用钱摆平，为什么摆不平，就是人民觉得政府违法。从前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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