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一些亲民主人士近日来发起“我要回家”运动，敦促中共当局允许“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国探望家人。一些民运人士呼吁政府从人道主义以及构建和谐大国的角度出发顺应他们的诉求。
*敦促中共允许流亡民运人士回国*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柴湾浸信会牧师朱耀明正在领导一个被称为“我要回家”的运动，以试图改变中共当局采取的拒绝民运人士回国或为他们护照延期的强硬路线，允许500多位因“六四”学生运动而被迫流亡的异议人士返回祖国。
报道说，中国农历新年前不久，朱耀明牧师还出版了3千本题为“我要回家”的书，书里描述了43位生活在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等国的流亡人士的生活和感受。
朱耀明牧师指出，返回自己的祖国是这些民运人士的权利，他们的祖国没有理由拒绝本国的国民回国。据朱耀明牧师介绍说，他和很多“六四”民运人士曾经有过很深的接触，基本上了解他们目前的心愿和现在的处境。
他说：“我和这些民运人士都有很深的交情。他们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照应过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虽然去了别的国家，但和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基本上，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愿是什么，他们现在生活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去年，我们有几个人去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地方。一方面，我们想真正地探访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而且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再把他们现在的生活处境告诉年轻的下一代。”
*当局应从人道主义角度允许回家探亲*
积极支持并参与“我要回家”运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的副主席李卓人进一步介绍了发起“我要回家”运动的主要原因：“很多民运人士89年时去了外国，到现在还不能和家人团聚，也不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发起‘我要回家’运动，希望可以让国际社会明白这些民运人士等了20年，但还是不可以回家。我们也觉得，中央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也应该考虑允许他们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或是其他家人。”
流亡巴黎的原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生张健在“六四”学生运动中是学生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据他本人介绍，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他为保护其他学生身上中了3枪，其中一颗子弹留在大腿里19年后才于去年被取出。他表示，他逃离祖国已经8年，非常希望回家看看家人。
他说：“离开中国已经有8年了，每天都很思念自己的国家，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中国。在海外有两种心情，第一个就是生存，第二个就是想家。生存一般很容易解决，但想家就很难解决。”
流亡巴黎的原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在“六四”学生运动期间负责演讲和接待进京学生和记者的工作。据他介绍，他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已经老迈，且体弱多病，因此非常想回家探望他。王龙蒙还表示，海外老一辈异议人士当中，有的已经故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很多都步入中年，因此大家都盼望能够落叶归根。
他说：“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园。作为一个执政党或政府，他们没有权利拒绝我们回家去探望自己的家人。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应该在‘六四’20周年来临之际给这些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一个回家的机会，而不应该只是以稳定为借口拒绝我们大家回家的权利。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也对中国现在极力塑造的和谐大国的形象没有什么好处。”
六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目前在伦敦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王丹说，他父母虽然可以出国看望他，但是他们年龄都在75岁左右，而且身体非常不好，长途旅行对他们越来越不可能，作为独子，他非常希望能回国探望他们。
他说：“我觉得，争取海外人士回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更主要它是一个基本的人道问题。这些人当中，有的年纪已经很大，有的不幸在国外去世，即使年纪小一点的，也有一个需要回国探视和照顾父母的问题。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基本的人性做起。我觉得，我们争取回国，不仅是争取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希望真正让这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建立在一个基本人性的基础上。”
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在北京的异议人士陈子明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不允许这些海外民运人士回国。
他说：“政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回来。既然中国表示要按照世界人权的公约办事，那么这就是一个考验。对于自己的国民要求回到自己的祖国，本应是百分之百的给予支持，哪怕他回来后，你认为他们犯法了或怎么样了，你再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些年长的六四民运人士，例如被誉为“中国良心”的著名作家刘宾雁以及原《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杨都已故去。六四发生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刘宾雁因批评政府镇压学生而从此被剥夺了回国的机会。1992年，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不仅没收了他的旧护照，而且拒绝给他签发新护照。
2005年，刘宾雁因患癌症在新泽西州去世，享年81岁。据他夫人介绍，刘宾雁生前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提出希望回国探亲治病，结果都石沉大海。
戈杨1989年来美国出席会议，六四发生后选择留在美国。她要求回国，也遭到中共当局拒绝，93岁时在纽约去世。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2009年是六四20周年，也是中共建国60周年，中共当局对一切可能的不安定因素非常恐慌。因此六四民运人士短期内回国被认为是不可能。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充满了变数，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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