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学者推出一批研究范围广泛的专著和文章,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在探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席卷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或所谓“中国模式”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国内经济学家把30年的经验描绘成“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历程,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把中国经济奇迹归功于北京系统采纳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结果。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的美籍华人教授黄亚生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新书,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本主义属性提出质疑。
*两个十年 方向不同*
黄亚生教授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引用私人或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直到现在其产值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河山以上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经济政策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越来越多。黄亚生教授指出,以民营经济的产值为例证明中国的决策者一贯并且日益倾向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说法忽视了民营和国有经济之间巨大的效益差异,因此是不准确的。他主张,以资本分配来衡量,更能准确的反映出北京决策圈的政策取向。
黄亚生教授在这部专著中指出,按照国家资本分配的取向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即1980年代,和第二个十年,即199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讲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黄亚生说:“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二是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发生转向,第一是显著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第二是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农业贷款变成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农业。”
*浙江模式与上海模式*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1990年代,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向扶持国有经济的转化过程,前者以浙江模式为代表,而后者的典型就是90年代出现的上海模式。
黄亚生教授说:“与上海模式相比较,浙江模式是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黄亚生教授的研究显示,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亿4千4百万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千200万人。
*后果不同 依赖出口*
黄亚生教授指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说:“可能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实际上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贫富差别可能仅次于拉美国家,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来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我认为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90年代农村经济的停滞,导致成千上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黄亚生教授认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任何企业决策者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他们牺牲了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纠正上海模式*
黄亚生教授最后强调,所幸中国现任领导人似乎正在纠正1990年代的“上海模式”的弊病,他观察到,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正在缓慢回升。
黄亚生说:“他们正在试图回到1980年代的模式,在许多政策性提议做出政治性的选择。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比如废除农业税、免除和减少了农村学费和其他教育、医疗费用。目前正在拟议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黄亚生,中国发展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依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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