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5/12大地震后，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NGO成员投身救灾援助工作。然而有关人士认为，中国民间NGO的生长环境仍然严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仍处在磨合阶段。
*贡献多 作用大*
活跃在汶川大地震救灾第一线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影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正面报道。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志愿者的出现被视为是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法律环境恶劣*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是中国的一个NGO，从事农民工维权，其负责人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现在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宽松一些，但总体上是非常恶劣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实际上是不允许NGO存在的，所以它们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不能够在国内筹款，所以它们不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不能筹集到资金，这样的话，它们的发展就会存在很大困难。”
刘开明说，所谓宽松指的是政府对从事文化、慈善、环保一类NGO的态度，而从事劳工、人权一类的维权NGO则仍然不断受到猜忌与骚扰。
*限制和反限制*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一直关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限制民间NGO的生存和发展。
“多年以来政府一直对NGO抱有很高的警惕，也有一种声音说，像所谓颜色革命这一类的社会变动，都是由NGO这类的团体所发动的，所以从政府来讲原来对NGO都是抱着限制、监控的态度。”
因此，章立凡说，中国的NGO很难通过在民政部登记注册获得批准成立社团，因此一些NGO采取工商登记的办法，然后以非盈利的模式运作；还有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干脆不登记，一起从事某一社会活动。他说，中国的NGO在四川大地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防范态度，虽然欢迎他们募集的资金，可又觉得他们碍事。
“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你能够把钱募来就可以了，甚至连物资他们都不一定要，他们认为物资很麻烦，最好是现金；还有他们要防止民间NGO参与一些地震灾区灾民的维权活动，比如说像学校为什么会倒塌这类的问题，如果有民间NGO的参与，可能就会引起地方政府的警惕。他们很怕有一些会影响到他们政绩评价的负面信息被民间NGO披露出来。”
*和中央相互借力*
章立凡认为，中国NGO处在民间与官方博弈的前沿，近年来之所以没有被封杀，反而得以发展，获得些许生存空间，正是得益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中央有时也需要知道一些情况，需要一些人发出一些声音，以便他们对地方诸侯施加一些压力。有些事情可能中央不好直接做，但是地方有了舆论以后，可能会好做一些。都是一种互相借用力量的关系。”
章立凡认为，中国民间的NGO也希望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合法的表达，得到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从而有效制止地方上的环境破坏，流行病爆发等无法下情上达的问题。
*限制NGO不现实*
章立凡认为，与其让民间的积怨以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式爆发，不如通过NGO 以有序的、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方式来解决，才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完全采取一种断然的方式来取缔或者限制民间NGO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如何磨合，如何承认民间NGO的存在和它的地位，这可能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磨合过程。”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NGO，中国，中央，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