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学习西方经验。他在一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座谈会上回顾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坎坷之路，认为向西方学习利远远大于弊。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星期三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给中国带来巨大转变的实践与做法。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说，在1840年以来的160多年间，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转折就是，从不愿意承认中国落后到不得不承认自己落后，认识到应该向外国学习。
但是向哪个国家学习呢？他说，清末明初主要是学日本，后来胡适之提倡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不长。
他说：“等到解放之后就学了苏联。政治上，学苏联的一党专政；经济上，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这个榜样是学错了。我们不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帝国主义，要走向死亡的，而我们是它的掘墓人，怎么还会向它学习呢？”
茅于轼说，文革后华国锋上台，头一个学罗马尼亚，第二个学南斯拉夫。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认识到需要向西方学习。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自己的研究中阐述了人权、自由、民主、道德等观念，并把它们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基础。他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现在中国许多成功的东西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股票市场、证监会是“进口”的，技术上更是大量“进口”。中国从中得到很大方便，节省了很多时间和成本，以至“一步就跨上去了”，形成了所谓“后发优势”。
茅于轼承认中国把很多西方的毛病也同时学来了，但是他说，权衡利弊，“所得大大地超过了所失”。
回顾30年来的改革历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他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权利都是根据个人职位来确定的，职位高就权利大，职位低就权利小，比如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看什么医院，甚至能不能安电话，都是由职位决定的。
他说：“改革以后，你有了钱，你有了财富，你就可以行使这种与财富相联系的控制权，与财富相联系的这种享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官大的人坐的车不一定比官小的人好，官大的人住的房子不一定比官小(的)人住得大。这呢都是历史性的转变。”
张维迎说，现在的情况是，基于官位的权利和基于财产的权利并存，导致了权钱交易，产生了腐败现象。
他说：“改革的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仍然是什么？逐步进一步减少基于position(官位)的权利，而不断地扩大基于property(财富)的权利。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完成，那我们改革的过程就会完成。”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文革中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改革开放之初又曾下乡调研。他从农村的改革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可以从群众中找到解决办法。他说，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的好处了。
他说：“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活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知青怎么能够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学过很多这种本领。但同样这个农民回到他这个自留地，行为完全不一样。”
周其仁说，包产到户最早始于1956年的浙江省永嘉县。遗憾的是，当年的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开除出干部队伍，回乡当农民，一直到1979年。他说：“什么叫改革呢？我的理解，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
他认为，底下的正确做法，政府能否看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打击，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
周其仁说，中国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们采取行动。他表示，政府需要做的是，怎样把底层的实践转变成高层的决策。
关键词：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