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福奇堪称美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就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生物恐怖主义或是流感的传染加以说明。
1984年以来，福奇一直担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有一千三百个工作人员，每年的预算是43亿美元。“我们的使命是把科研用于美国的医疗保健，但是随着全球的日益融合，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全球性健康问题。”
福奇肩负重任。他每天常常要工作15个小时，一个会接着一个会，还要撰写和审阅科研论文，跟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们交换意见。他说，他的这股干劲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在纽约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长大，父亲开了一个杂货店，他们的家就住在杂货店的楼上。“我对什么都好奇，喜欢做智力游戏，解答问题。”
在学校里，福奇不仅科学课程成绩优异，而且还很擅长体育，是高中篮球校队的队员。他表示，严格的耶稣会宗教教育让他十分看重公共服务“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做一个最好的人，那么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60年代末，越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福奇从医学院毕业。他没有参军，而是要求加入公共卫生服务部门。1968年，他开始在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工作。“我发现自己很喜欢研究，而且得心应手。”
他因此留在了研究所，变成了一个传染病专家。80年代初一种神秘病症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1981年，我当时在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已经小有名气了。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等地的同性恋陆续出现的一种奇怪的病症。”
这就是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被命名的时候，福奇就预计，这种病会传向非同性恋者传播。艾滋病发现初期，福奇就要求自己的实验室把研究方向转向了艾滋病。“最初，1981年到83年和84年那段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所以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察这种病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
福奇称这段时间是艾滋病历史上的黑暗期。他成了活动人士批评的对象，大家认为政府不把试验阶段的药物送到急待治疗的患者手中都是福奇的过错。福奇回忆说，有一次很多人在他办公室外面抗议示威，他不仅没有叫警察驱散示威者，反而把抗议领袖请到楼上来谈话。“我把他们的抗议示威放在一边，听取这些活动人士的意见，发现他们的看法居然合情合理。从那以后，这种对话持续了很多年，非常有成效，奠定了后来活动人士参与疾病防治的一种模式。”
虽然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防治并非福奇的唯一工作，但一直是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艾滋病毒的发现，为研究带来了质的飞跃，随着第一种药物的发明，我们逐渐看到了希望，但是直到90年代，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才开始纷纷出现，我们把这些药物用于临床，让艾滋病成了一种可以控制的疾病。”
但是只有能够买得起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药物数量少，很贵。福奇说，这种情况需要引起很多的重视。“美国以外的情况迥然不同。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死于艾滋病，他们的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成了福奇的奋斗目标。他几年前访问乌干达，回来后立刻前往白宫说明情况，结果美国总统制定了一项五年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拨款总额达150亿美元，这项计划2003年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现年66岁的安东尼·福奇，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挽救生命。据他自己说，这是一个科学家对知识和完美的终生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