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中外媒介对于奥运报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们现在就对比一下这方面的新闻。
*西方媒体与北京奥组委冲突*
据报导，估计会有三万多名中外记者到中国报导北京奥运会。西方媒体目前普遍感觉北京奥运会新闻报导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种种限制，而且这种担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以至于在5月28日，国际奥委会官员和购买了北京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9家外国电视台的主管同北京奥组委官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外国电视台准备报导北京奥运会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美联社驻北京的体育记者韦德6月8号报导说：在这次会议上，“准备向全世界数十亿人转播北京奥运会的各个电视台在严格的安全措施问题上同北京奥组委发生争执。这些安全措施威胁到两个月以后的奥运会电视转播。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直播，到电视广播设备被扣压在中国港口和机场的问题。”
报导说，中国北京奥组委负责新闻事务的孙维佳要求把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以便中方调查和解决。但是，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外国电视台负责人马上对这种官僚方式表示不满。国际奥委会官员吉尔伯特.费里说：“我觉得，我在这里听到的只是一些达不到的条件和要求。有些东西根本就不现实。”国际奥委会负责广播事务的官员罗米洛问道：“我们到底要写多少次？”
报导说，“这次会议的记录暗示，这些电视台在其它奥运会上使用过的方法和中国的集权政府相冲突。一些转播计划已经滞后了几个月，可能会迫使有关电视台缩减报导计划。”“有几个电视台主管很恼火，因为可能无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直播。两个月以前，国际奥委会官员曾经在北京说，中国已经同意允许在天安门广场直播。外国电视台还被告知，很可能不能在故宫进行直播。”
*西方媒体担心奥运报导受干预*
报导说，在奥运期间，大约将有两千辆电视转播车出入各个比赛场馆。中国现在要求提前将每辆车每天的行程填好表格，报给组委会。报导说，“这些限制可能使电视转播人员很难在这个地域广大的城市里迅速移动，以便报导突发性新闻。”
报导说：“对新闻报导的任何干预都会违背北京在7年前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时做出的承诺。当时，北京奥组委副主任王伟表示：新闻媒介‘在中国会有报导任何事情的完全的自由’。”
然而，美国之音6月9日报导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新任主席、同时也是英国卫报驻中国的记者乔纳森.瓦茨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去年就采访自由度对200多名成员记者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记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履行它所做出的奥运媒体开放承诺。”
路透社6月5号报导说：在美国的基本权利监督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四说：“报导北京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应该小心，避免在报导敏感题目的时候将中国助手和提供消息的人置于被逮捕的危险之中。”“这些助手可能会在奥运会之后受到惩罚，那个时候，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报导说，与奥运会有关的敏感题目包括“西藏问题或者新疆问题、社会或者环境抗议问题、艾滋病人问题、镇压北韩难民问题、以及所有与被取缔的法轮功有关的问题”。
*中国媒体愿帮政府给舆论导向*
西方媒介的报导清楚地显示出担心奥运报导受到中国政府限制，而且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限制。然而，看一看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6月9号的一则报导就会发现，中国媒介认定西方媒体的北京奥运报导会对中国不利。环球时报这篇报导的标题是：《西方对华杂音卷土重来，部分媒体矛头直指奥运》。报导说，“中国太大太复杂，挑中国的毛病又容易又能煽情，因此中国话题成了西方新闻面板上谁都愿意伸手揉上两把的面团。”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媒介赋予自己一个使命，就如新华社副社长兼新华社2008年北京奥运报导领导小组组长所说，新华社的奥运报导要“有效应对国际涉华负面舆论，为北京奥运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位负责新华社奥运报导的首席官员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新华社的奥运报导要“把奥运赛事报导与奥运‘大外宣’报导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宣传中国、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民的精神风貌与各地改革开放成就充分展示给世界各国，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像”。
与西方媒介相反，中国媒介不仅不担心奥运报导受到限制，而且还主动帮助中国政府给舆论导向。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在中国记者杂志上撰文讨论了“党报奥运报导的优势与策略”，强调“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第一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党报奥运报导要坚持体育新闻的政治性和为大局服务的政治意识”，“要求我们在奥运报导中增强责任意识，严格把关”。
同是奥运报导，同是新闻媒体，中外媒体的感觉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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