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难属在祭奠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和89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亲人的双重悲痛中渡过“六四”19周年祭日。他们期待，有一天国家也能为他们无辜死去的孩子降半旗。
和往年一样，一批“六四”难属手捧鲜花在6月4号上午来到北京万安公墓，这里安葬著他们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惨遭杀害的亲人。跟往年不同的是，不久前汶川发生了导致近7万人丧生的特大地震。因此，今年的“六四”祭日，也添加了对地震死难者的祭奠。
“很多同胞遇难了，我们也非常悲哀，很多人瞬间就消失了，这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感同身受。现在我们为我们的死难亲人，为四川地震遇难的同胞默哀。”
这些难属从当年的黑发人，变成了现在的白发人。他们或坐著轮椅，或互相搀扶，为死去的亡灵敬酒。
“时到今天，儿子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说法。我作为母亲，心里很难过。我虽然已经老了，但决不能放弃对杀害你们的这些人的抗争。”
“王楠，有很多的奶奶、阿姨们看你。19年来，我们为了争取正义，一直在抗争。今后我们也还要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胜利的一天。你安息吧。”
一位年迈的母亲挣扎着想从轮椅中站起来，但是终于没有成功。
“(咳嗽)没办法站起来了啊，乖乖，原谅妈妈，原谅我，原谅，没办法了，没办法了。”
来到万安公墓的“六四”难属只有10余人，更多的难属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采取不同的、分散的方式渡过这一天。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一如既往在家里祭奠被解放军射杀的儿子。按照她的说法，“六四”没有平反，她儿子的骨灰仍然摆放在家中，无法入土为安。
当年参加绝食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在这一天买了19朵百合花，以为纪念。同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则延续他1991年以来在六四祭日的一贯做法，绝食一天。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纪念，也是委婉地表达抗议。
这些难属和参与者都认为，中共当局为地震死难同胞降半旗的做法是个进步，值得肯定，但还不够。丁子霖说：“我们这些妈妈们随之的反应就是，什么时候国旗也能够为我们这些无辜遇难的孩子降下。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国民，如此双重标准！要知道，我们是受害者呀！我们是‘六四’屠杀这场人祸的绝对的受害者呀！”
刘晓波认为，为地震中死去的平民降半旗并举行三天悼念， 确实是个进步，但只是前进了一小步，还不是实质性进步，因为在中共执政59年的历史中，死于人祸的百姓远远多于死于天灾的人。他说，老天杀人无法左右，你怨不得谁，但是权力杀人、人杀人却是可以避免的，这个罪过的责任者是一定要出来对公众做一个交代的。
他说：“什么时候国旗为六四的死难者而降，为文革的死难者而降，为大跃进的死难者而降。如果真能为因为人的制度性的犯罪导致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共能出来做一个澄清，做一个道歉，那么这个就是国家性正义的体现。那一天将是中国政治上走向自由民主的开始。”
周舵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大大地得分了”。但是他们对待六四学生与抗议市民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显示中共并没有真正放弃阶级斗争理论。
他说：“共产党整个的意识形态是把人分成敌我两个阵营，按照一种黑白截然二分的逻辑。雷锋有句名言嘛，‘对人民像春天一样温暖，对阶级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它把当时那些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当成是仇敌。”
1989年春夏之交，由悼念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为导火索，北京及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爆发了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主政者却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市民。一年后，官方改口，把这一事件称为“政治风波”。
一些六四难属和参与者认为，解决六四问题，可采取先易后难的渐进方式，把最难解决的定性问题暂时搁置，首先从人道关怀入手。刘晓波说，应该对生活困难的家庭予以经济补偿，对六四伤残者给予跟其他伤残者相同的待遇，用不事声张的方法释放由于六四事件仍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允许王军涛等被放逐海外的人回国探望年迈体衰的父母。他还建议当局先开放一两个网站讨论六四问题，以便为最后解决定性问题铺路。
关键词：六四，天安门母亲，八九民运，平反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