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对国内以及境外媒体的开放姿态，和它在灾后做出的迅速反应一样，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和支持。但是这种在新闻自由度方面的转变，现在看起来仍然显得相当脆弱。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许多新闻媒体机构以及记者在灾区一线做出大量的实地报导。中国公众也因此从中国的新闻媒体得到了许多来自灾区、反映灾情、灾民真实状况的新闻。
另一方面，曾经在报道西藏骚乱时受阻的境外媒体，在这次地震发生后，也享受到相当开放的报道自由。
但是在地震后的这段新闻自由，看上去似乎正在消退。近期官方媒体呈现出趋于统一的口径，让人担心中国在媒体自由方面的进步好景不长。
李大同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编辑，曾因主持该报反映社会问题的“冰点”栏目触怒上层而遭免职。他认为，四川震后中国对外国媒体采访松绑是个进步，同时也称赞中国媒体在灾后依照媒体的本能和运行规则，“自发地做出了快速密集的报导”。但是李大同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宣传部门就有意放弃对传媒的控制。
他说：“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中宣部就开始加以控制了。什么正面宣传为主，什么舆论导向。到后来就控制得更紧一点了。什么反思性的报导、批评性的报导一律不许登。后期的这些报导宣传味越来越浓。应该说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则认为，尽管官方有重新收紧媒体报导的迹象，但是中国媒体还是在往开放的方向走。
他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当然最近几天确实媒体的表现，特别是央视的一些表现有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好像有点要往回走。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在往开放、透明的方向走。尽管这个过程不顺利。”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5月23号的一篇文章里也谈到了中国在突发事件报导透明度方面的进步。这篇文章提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官方仍将死亡人数视为机密，直到3年后才公布了这个数字。这篇报道说，随着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努力，媒体也被允许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新华社的文章说，从中国媒体对这次地震和去年冬天大雪灾等事件的报导，可以看出这样的进步。
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一部新闻法。但是在去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则涉及新闻和信息的发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播学教授展江说，这样的法规会推动中国人的观念转变，并且会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特别是政府掌握的信息。
然而展江教授也承认，政府在一些敏感问题和领域，还不会完全将信息公开。
他说：“信息公开可能还不能达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程度吧。具体地将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它可能还不会完全实行公开。特别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涉及宗教、涉及少数民族、涉及外交和经济这些领域，它不会完全公开。”
尽管如此，展江表示，他还是希望政府在能够坚持前一段时间对媒体开放的做法，而不希望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的状况。
另一方面，也有传媒人士认为，中国的传媒自由要有进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南方报业集团的资深编辑鄢烈山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觉得总的趋势总是朝好的方向在发展。但要是靠政府，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现实的，都是要靠我们去争取。当然也要借助技术的推动，各种因素吧，包括国内国际的压力，共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四川，地震，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