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对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满足了。
1958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就说，“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5000到6000户，2、3万人一社”。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抵制，“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办起来。
1958年3月，借着“大跃进”风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借着大跃进风头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向全国展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7月16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1958年8月6日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曾经说，“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这些话都显示，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它的社会功能，即控制农村和农民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和生产功能，正如他1958年8月9日在山东省视察时所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向全国发表了这个决议，加上毛泽东多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扬，整个中国闻风而动，不出3个月，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1亿2千万农户进入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粮食亩产高放卫星
与此同时，与工业领域“超英赶美”的口号相呼应，农业的粮食“高产卫星”也纷纷上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
随后，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3万6千9百斤；9月5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放了几十颗“高产卫星”，各地媒介放的卫星更是不计其数。
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斤省。
当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号是“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现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从千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长长长，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地往上报，最后报到1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边看，谁都不能落在后面。”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然而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笼
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
1958年，中国国家计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个5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5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8倍。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3390.4亿斤)。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
中共高层沉浸于狂热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也沉浸在狂热之中。1958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问：“(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60万斤的甘蔗和亩产5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6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不会对这种“高产卫星”没有疑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
不过，他在视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得不信。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就看到了“高产田”。毛泽东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万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把十几亩地的水稻插在一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
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说，1959年7月11日，他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问毛泽东：“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亩产几万斤，所以他相信了。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加上适当的水利、肥料和劳力条件，亩产甚至可能达到4万斤。他在文章中还以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亩产160万斤蔬菜作为例子。
毛泽东真的相信奇迹能出现
毛泽东是否真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就相信亩产可以上万斤的神话，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于各地报告的高产，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质疑。毛泽东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他一直日思夜想地在想着那件事情，希望能够创造那些奇迹，所以，他是特别想看到这些奇迹。从今天看到的毛当时‘大跃进’期间的讲话，我相信毛是真的，真心相信是那个样子。”
记者：“即使他原来种过田？”
杨奎松：“那跟种田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可以创造奇迹，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目前看来，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真地相信中国当时的粮食太多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中共中央随即在徐水县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
各地大刮“共产风”
县委提出“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正如当年一句时髦的口号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时有4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中国国内来参观学习的人更多。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然而，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当年年底就因资金匮乏而夭折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他想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
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大饥荒就到来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不过，在大饥荒到来之前，中国农民享受了一段“放开肚皮吃饭”的日子。毛泽东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说：“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
各地为了体现共产主义，纷纷取消社员的自留地，收缴社员的口粮和炊具、碗筷，办起公共食堂。毛泽东表扬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视察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于是，中国人的口号中就有了“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科技界紧跟大放卫星吹牛皮
与此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种田能手座谈。科学家们准备提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小麦亩产1.5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但是种田能手宣称的亩产量要高得多。科学家们马上修改指标，提高到小麦亩产3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
中科院的科学家随后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一些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5月下旬，中科院报告，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
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中共官僚体制鼓励虚报谎报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实际上中共体制的本身还是一种官僚体制，上下的这种关系相当相当严格，很多东西完全是从上到下灌下去的。上边提出一个方针，底下就要千方百计去实行，去照办，而且还要尽可能让上级满意，那么就要干得多。越干得多，越干得好。所以‘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就直接导致了下面的干部是不敢向上面说困难的。你去讲困难，那么毫无疑问你就不称职。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层层加码，然后把事情搞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他们向上面汇报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汇报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中央不提出来要检讨，不提出来要反思，不提出来要复查，底下不会往上面报问题，底下报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上面想听到什么，我就给你报什么。所以，实际上在‘大跃进’期间，其实不仅是‘大跃进’，在过去的历次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者说中共的历次政策实施过程当中，都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上情下达，但是下情不能上达的问题。就是底下的情况反映不上去。毛、刘他们那些中共的高层人士，他们对下面的情况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在毛泽东这种指示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吹牛，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