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恶化到了11年来最严重的程度。为了防止通胀导致社会动乱，中国政府在采取金融手段收效甚微之后干脆采取了冻结某些物价的强制方式。专家指出，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30年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好几次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上涨的周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信贷和通胀的周期性上涨呢？
美国西北大学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这与中国的特权政治对当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机构施加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其他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主要是市场供求失衡造成的。
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史宗瀚在刚刚出版的一本叫做《中国的派系和金融--特权阶层的冲突和通货膨胀》的新书中阐述了中国特权政治中存在的派系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中国论坛上，史宗瀚教授说明了他用政治框架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周期的原因。
*中国特权阶层存在两大派系*
他说：“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如果你看一下中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这其中的原因就立即变得很明显。这就是，中国整个银行业几乎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现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所设立的中国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继续任命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会和行长，他们也对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大部分股份制银行的行长也是由他们来任命的。”
这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特权阶层基本上存在两大派系，一个就是拥有丰富党政经验的高层干部，这一派系的代表人物往往与地方和军方关系密切，而且具有设置议程的权力，他们往往主张把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另一派就是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这一部分人一般在国务院任过职，而且希望控制政策工具，主张货币政策控制在中央手里。
*鼓励地方官员贷款导致通胀发生*
史宗瀚教授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两个派系之间的互动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周期的情况。
他说：“一般来说，由于掌握党政特权的人物能够控制他们所管辖的领域的议程设置，所以一开始他们占上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党政领导会到地方去，鼓励当地的领导到银行去贷款。随后这些地方领导就会去银行贷款，而银行也会因为这些地方领导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而向他们提供大量的贷款。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
史宗瀚指出，鼓励地方政府去银行大量借款的并不是邓小平或是江泽民一个人。例如，以前李瑞环也去过广东，鼓励当地官员去银行贷款。胡耀邦和赵紫阳也都去过他们最喜欢的省份广东和四川，鼓励当地官员想借多少就借多少。
*通胀出现后由技术官僚实行紧缩政策*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出现。那么出现了通货膨胀之后，情况会怎么样呢？史宗瀚教授说：“在出现了通货膨胀之后，最终，与经济危机利害关系最大的那些党政特权者会对技术官僚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经济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如果你能够实施信贷紧缩政策，我会支持你。”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官僚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在金融领域进行中央集权，结果把价格稳定下来，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通胀-紧缩的流程恶性循环*
史宗瀚教授表示，如果中国存在多个派系，而且相互之间权力相当的话，他们就不会进行合作，共同对付通货膨胀；但是所幸的是，在中国，总是有一个派系处于主导地位，而这意味着经济或是政权的崩溃对他们利害关系最大，因此，他们会把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权力交给这些技术官僚；但是一旦他们的紧缩政策获得成功，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加速，这个时候党政特权阶层就会觉得，现在经济并没有那么糟糕，因此会剥夺技术官僚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地方政府，从而导致新一轮的银行信贷增长加速和通货膨胀上涨。
史宗瀚列举的具体案例包括广为人知的1992到1996年的通货膨胀周期。这次周期以邓小平92年的南巡讲话开始，结果信贷增长急剧加速，通货膨胀上涨。但是在1993年5月，朱熔基在丰台召开会议，宣布了16点经济紧缩政策，要求银行收回贷款。然而在1994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与朱熔基唱反调，结果又出现了信贷增长的扩张和通货膨胀的上升。
*鲍泰利：上述理论并不适应当前情况*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级客座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鲍泰利表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对用派系之间权力的变化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周期感到非常好奇。他认为，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周期，但是对目前的情况似乎不合适。
鲍泰利说：“我对是否仍然很有信心地把这个模式适应于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感到信服。为什么呢？第一，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没有出现多少变化，而且这两个派系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是那样，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开放程度要比80年代和90年代初时开放得多。在80年代，很多物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指定的，现在除了能源和交通领域，政府基本上不控制物价。事实上，中国引进了不少通货膨胀，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存在。”
90年代初担任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负责人的鲍泰利教授举例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豆价格翻了一番。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石油价格却不断攀升，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