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保罗(Paul)的热情介绍，谢谢诸位今天上午的光临。我还要感谢对外关系理事会召集我们共同探讨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美中经济关系问题。的确，与中国保持互利互惠、开放且具有政治可持续性的经济关系是美国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机遇之一。
这个挑战是严峻的，因为它与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利害攸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已成为我国商品和服务增长最快的世界主要市场。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达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5倍。
与此同时，中国的繁荣也离不开美国。去年，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公司购买的中国出口产品占中国总出口的五分之一。尽管中国力求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但美国的需求对中国经济仍有重大影响。两国间的双向投资也在迅速增长。仅从2002年到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就从大约100亿美元上升到220亿美元。仅在2007年一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总计近100亿美元。
在上述形势的促动下，美中经济关系也需要非常迅速地走向成熟。如同我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一样，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使双方产生种种摩擦。人们日益关注贸易不平衡和产品安全以及中国政府拥有大规模外汇储备和中国外汇政策等问题，正是双方摩擦的体现。
双方产生摩擦并非出人意料，但仍导致美国部分人士对保持开放和广泛的对华经济关系是否有益提出质疑。布什政府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我们要求加强我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开放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人创造新的机会。为此，我们正在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手段并已采取新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2006年由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共同发起的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我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面临一些挫折，且难免陷入紧张状态，但本届政府正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效方式，希望能加速改革和促进美国的利益。我们是否希望改革更迅速、更深入？当然希望如此。我们正稳步取得进展，为美国工人、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明显的收益。
中国保持增长的艰巨性
中国30年来的增长简直是一个奇迹。中国已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几乎全封闭的贫穷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近10%，使千百万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
但与此同时，取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增长模式始终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且以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出口为动力，而不是依靠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造成中国的投资浪费日益严重，不平衡程度不断扩大，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继续上升，环境受到的破坏加快，已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还看到中国的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这也是说明问题的证据之一。
中国国内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也体现为中国在国外继续制造的不平衡。国民储蓄过高--以及与之对应的消费需求过低--成为中国贸易和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的基本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外需求，以致有时会在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摩擦。
这不仅仅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意见。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也对我们表示，他们要求解决农村与城市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靠内需推动与靠外需拉动的不平衡，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不平衡。他们同我们一样都逐步认识到，中国成功地应对上述挑战将使中美两国受益匪浅。
汇率政策
对美国的决策人而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支持和鼓励这种经济转型。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认识到，帮助中国应对调整不平衡的工作构成的挑战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为美国经济带来持续的成效，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风险。我认为有些人错误地视中国的汇率问题为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一个标准。
谈到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采取的方式，人们不太了解的是，尽管其进度不如预期，但正在发挥作用。中国于2005年7月放弃固定汇率以后，最初的行动十分谨慎，人民币升值缓慢。但最近升值的步伐急剧加快，2007年约升值7%，仅在近3个月内已升值4%，按年度计算升值可达17%，自从中国放弃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后，按贸易加权的实际汇率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15%，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9%。中国的外汇市场也正在发展：人民币日常的波动幅度扩大，市场也正向纵深拓展。我们还看到外汇保值工具的使用正在迅速扩大。
虽然人民币的调整还远未完成，但其升值的速度相当快，值得欢迎，同时也需持之以恒。中国和美国必须注意，任何一方都应该避免采取有可能破坏双方关系的保护主义行动，使这方面的改革功亏一篑。对于中国的货币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中国经济改革，美国国会的主导作用和关注都必不可少，都值得欢迎。但目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市场动荡的时期，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开放和拓展美中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正如财政部长保尔森(Paulson)常说的那样，提高汇率的灵活性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以上我谈到的人民币动向说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加速调整汇率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也可防止通货膨胀上升。最近人民币继续快速升值对美国也很重要，尽管这并不能消除，甚至无法显著降低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字，也不可能减轻美国工业因面临海外竞争遇到的挑战。但是，这将消除美中经济关系中被视为不公平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集中精力解决对双方经济关系具有更大影响的其他问题。
战略经济对话
在财政部长保尔森的领导下，战略经济对话为美国高层决策人与中国政府最高层有关的专职官员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交流的渠道。具体而言，进行战略经济对话的事实依据是，中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扩大两国的长期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双方共同利益的核心是，利用美国提供的专长和支持，帮助中国向有助于解决各种不平衡状况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这方面改革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国内监管、投资政策、环境保护等广泛和深入的各项事务。
例如，为保证中国未来的增长不至付出沉重的国内代价和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必须增加家庭收入，同时改变有关政策，不再迫使家庭将大量收入用于储蓄。这就需要增加中国赢利企业的红利分配，其中也应该包括国有企业。最近中国已开始这方面的改革。这还需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安全体系，使中国家庭减少后顾之忧，不再需要为筹措备用金或退休养老而过分储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今后与中国领导人持续举行的对话大大发挥我们的专长和能力。
为了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还需要发展强健有效的金融业，为中国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好机会积累财富，避免风险，鼓励发明创造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毫无疑问，美国金融服务业可在这方面为中国提供大量帮助。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努力改善美国金融服务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满意目前的进展，但战略经济对话已促使中方在金融服务业做出一些重大承诺，例如中国同意提高银行、证券、保险及资产管理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我已向中国有关方面表示，建立现代金融业并非易事，但外国的参与及随之而来的专长和技术可为加快完成这个过程发挥重大作用。
保证市场向投资开放与保证市场向贸易开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内，还重点要求保持和扩大两国间的相互投资。这是中国从沿海至内地重新调整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部分。例如我们正加强磋商，讨论通过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可能性。最近我们还建立了美中投资论坛(U.S.-China Investment Forum)，讨论美中两国面临的各种投资问题。
为帮助中国排除其他一些阻碍其继续发展的障碍，战略经济对话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在产品安全领域，中国最近同意美国质量检查人员对中国主要出口商进行现场检查，此举将有助于中国主要出口行业提高标准和能力。同时，战略经济对话也为解决高速增长给中国在空气、土壤及水资源方面造成的巨大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与中方合作的渠道。这些问题将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繁荣构成重大挑战。在去年12月举行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美中两国同意制定为期10年的大规模合作计划，共同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展望未来
上述事例说明，战略经济对话以两国共同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要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定长期的政策方案。因此，我们在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需要考虑到下一个月、下一个年度，也需要考虑到下一次选举。具体而言，这意味著我们有义务做到，在向下一届政府移交工作时，美中经济关系健全发展，双方的对话积极和持久，能继续刚才我描述的进展。我希望我今天上午已经阐明，我认为我们已走上正轨。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正在涉及机遇和挑战的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些问题对中国和美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有些人认为中方在许多问题上行动太迟缓。为此感到不满。我对他们表示理解和认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催促。我们在说服的同时也需要提供支持。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坚定明确地表示--我们还必须继续如此--加速改革符合双方的利益。我们如果无法通过对话弥合重大分歧，也将毫不犹豫地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或充分利用美国法律规定并得到世贸组织支持的贸易补救措施。然而，我们还必须注意避免通过惩罚性的立法或激烈的言辞表达我们的不满情绪，否则最终会损害美国经济，使中国改革进程走向倒退。
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论是国会还是行政部门，也不论是现任还是下任财政部长，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我坚信，在下一届政府接任之际，美中经济关系将在前所未有的广泛领域取得更积极的进展。前方的道路无疑是漫长的。但是我们正朝正确的方向迈出重大步伐。
谢谢各位。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