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互联网大国。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人数达到1亿7千多万，而且这一数字依然在迅猛增长。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宣布了他们对中国互联网研究的一些新发现。
1987年9月，从中国发出的电子邮件从北京传送到了德国，宣告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20年来，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用户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现在正在迅速逼近2亿人。
从这种迅猛发展中，商界看到了无限的商机。中国党政方面看到了进行官方宣传的大好机会。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则一度以为，代表开放社会和信息自由流通的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将给坚持独裁专制、坚持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中共政权带来致命打击。
*批评人士：互联网亦成为政府工具*
20年来的发展，显示当年社会各方对互联网的预测都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成份。仅就互联网推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作用而言，现今的人们已经不象10年前、20年前那样乐观。批评者说，中国官方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控制互联网方面不遗余力，使互联网这种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也变得几乎跟广播和出版一样，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工具。
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有互联网和没有互联网毕竟不一样。先前中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广播和出版，从而可以保证中共所不喜欢的话题几乎没有机会得见天日，但有了互联网，中国的公众总是能或多或少地得到当局不希望他们得到的信息；而知情的公众已经对中国当局构成了当局常常无法忽视的压力。比如，中国政府先前不得不废除臭名昭著的收容审查制度以及不久前查处山西黑砖窑强迫未成年人做奴工，就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题目。本星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民间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研讨会，来自中国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良报告了他领导进行的中国7个城市的互联网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的调查发现。
*中国学者研究论点受到质疑*
郭良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得出的发现包括：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没有因为互联网使用增多而减少了与他人面对面的交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多是用互联网娱乐，而不是用来获取新闻。但是，中国社科院学者郭良还得出的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就是：中国有将近8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当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各种报导显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对政府的控制普遍感到反感。网民非常关心的新闻话题，如环境污染、流行病传播、强迫拆迁、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国政府都要横加干涉、肆意封锁。
中国社科院学者郭良对为什么大多数网民赞同政府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问题解释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一般是男性、高收入、高学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对政府不满，有人因为现行的政治制度受苦，他们的情况一般也不是最坏的。另外，这些人使用互联网多是用于娱乐，而不是获取新闻或政治信息。”
不过，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学者有关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毫无例外地显示，高收入、高学历群体总是属于最关心新闻、最关心政治的人群。另外，没有任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当中的高收入、高学历群体与众不同，不关心涉及自己以及家庭切身利益和安危的信息以及环境污染、流行病传播之类的信息。
*美学者研究受到挑战*
在布鲁金斯学会本星期举行的有关中国互联网发展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研讨会上，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教授伦道夫.克鲁佛也报告了他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发现，这就是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信息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网上色情之类的不良信息，而不是政府认为是敏感的政治信息。
有记者当场对克鲁佛教授的这种发现提出质疑。那位记者指出，就在他前往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科学试验，用中国用户最常用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搜索中国政府取缔的、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法轮功”这个关键词，结果是得不到任何搜索结果。但是，用随便一个表示色情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则可以得到成百万的包含色情关键词的网页。
克鲁佛教授表示，他在中国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有趣现象。他为此提出的解释是：“法轮功大概是维持着半打到一打的网站，而就像你指出的那样，有关性的网站成百万上千万。封锁这样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网站，要比封锁法轮功这样的固定网站容易得多。”
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控制互联网的中国当局对“法轮功”这这样的政治敏感词进行的是全面封锁。任何包含“法轮功”这个关键词的网页，无论是赞同法轮功、谈论法轮功、还是批判法论功的网页，都在全面封锁之列。但是，许多明显的色情关键词则不属于中国当局的全面封锁范围，从而显示中国当局制互联网信息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控制敏感的政治信息，而不是所谓的网上色情之类的不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