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永定门汽车站附近有一个闻名的“上访村”。北京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今年春节前后进住上访村，进行第二次实地问卷调查，拍摄短片。他发现，很多访民露宿街头、搭窝篷、住地洞、吃烂菜、拦官员车辆、到领导住所堵门告状，不一而足。他说：“新调查报告说信访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拿出了证据。”
在这份报告发表之前不久，中国国务院刚发表报告，说信访人数下降超过15%。于建嵘的报告说数字上升。于建嵘提出一份河北省某个县的正式文件做证据，文件说该县上访的人，4个月内有25起，但是信访局登记的只有1起，因为他们贿赂了信访局官员，不进行登记。报告指出，因为要应对上级的考核，他们只好这样做。
*三种思路*
于建嵘说，由于中央对地方依上访人数进行排名，地方要减少上访就发生各种打击迫害。例如以逮捕、送劳教等方式，先设法阻止去上访，然后派人在信访局门口抓人截访，防止进入登记。如果还是登记了，就设法行贿销帐，真正信访的人数超过登记的数字。
学者徐世平《中国信访制度法律改革》的报告说，改革信访制度有三种思路，一是改革强化信访机制，二是弱化或取销信访，三是折衷论。徐世平指出，因为强化或弱化都涉及相关制度改造而准备都有所不够，国务院在2005年1月通过、5月实施的《信访条例》就是折衷理论在立法上的反映。
于建嵘被称为弱化论的代表，他在2004年初因为提出第一次调查报告《信访制度性的缺失和其政治后果》受到领导高层重视和批示，信访局还请他去参加座谈，研究改革之道，但是他的建议却未受采纳。
于建嵘说：“信访改革应朝弱化的方向，把该法律的责任让法律解决，不要信访解决。明知信访没用，何必要他们露宿街头，乾脆告诉他信访没用，回去该怎办就怎办，何必要给他一个虚幻的梦想？”
*信访解决2%问题*
于建嵘说，虽然政府统计80%上访案件是有道理的，信访真正解决了问题的只有2%，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严重后果，就是消解司法机关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更严重的是打击报复，据社科院调查，55.4%农民因上访被抄家、没收财物、东西被抢，50.4%农民因上访被关押拘留，53.6%农民认为被干部指使黑社会打击报复。53.6%表示，如果上访不成功，要做点让干部害怕的事，87.3%表示要与贪官拼个鱼死网破。
于建嵘提出解决三策，短期治标取消排名，减少地方的压力。中期法律治标，法院人力财力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人民才能打官司。长期要治本，改由各级人民代表来处理，由人大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于建嵘说，最近社科院与一些关心访民的人大代表合作，在山东、河南、西安、广东设试点，由人大来调查再交有关部门处理，确实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他说：“上访村流传一句话，2008到北京看奥运。我说你来看吧，每人都看到牢里去。为了不让民众受苦，我不同意他们这时候来，不要去动员他们来，境外媒体也不要鼓吹这个事，受苦的是老百姓。”
*本质未变*
加大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阎云翔一家也曾上访，家人拣破烂为生。他发现30年后上访有了改变，但是本质没变。他说：“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正义追寻的非道德化或商品化。我自己感受很深的，一是信访部门做为利益寻求者出现，当时不是，信访办就是为文革落实平反，工作是申张正义。二从上访者来讲，当时要的也是平反、正义，多少钱回报，对他并不重要。第三是现在地方官员也成为利益寻求者，当时是政治上与地方官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连时才上访。我觉得没变的是信访本质，信访有利于国家最高权力者，至少百姓觉得中央是权力最高者，所以中央不愿意撤销信访。”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国家信访局负责人曾指出，新的信访条例实施后已取得明显成效，信访出现三个下降一个好转，即：信访总量下降，集体信访下降，初信初访下降，信访秩序出现好转的良好态势，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符合中国国情，在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方面，发挥独特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