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信息革命，可能间接促成政治朝向自由化发展。
*信息飞传难控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鲍瑞嘉(Richard Baum) 观察研究中国长达四十年，正在准备出版有关中国资讯和政治自由化的新书，最近他应邀到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讲述相关的议题。他指出，资讯自由化和媒体商业广告化不会自动造成政治自由化；但是由于现代科技让资讯越来越难以控制，有可能间接促成政治自由化。
鲍瑞嘉说：“中国的媒体和讯息革命正发展到一个新地步，使北京中央想要控制讯息流通变得更加困难。 多元化的讯息内容，有时会引起对国家许多政策的辩论或挑战 。因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出现，新的讯息会更加快速产生，以争取人们自己的权益，特别是透过互联网、博客、聊天室、手机短讯，让人们立即得到消息。”
鲍瑞嘉指出，目前中国媒体的政治审查依然非常严密，记者受到干预，被称为大妈和小妹的网路警察到处都是，防火墙随时过滤中国一亿三千七百万网民的“不当”词语，手机公司经常发送政府要传达的消息，例如叫人不要上街反日，留在家里安静地爱国等等。2007 年2月中共中央还公布：反右、文革、南京大屠杀等20种题目，不准在媒体上公开讨论。
据报导，9月20日广播电视总局更宣布，禁止电视台选拔类节目接受投票，不论是手机或电话或网络都不行。
*上下攻防 政商矛盾*
但是中央从上而下的控制遭遇到客户从下而上的需求，鲍瑞嘉观察到发生了攻防两方面的情形。例如意识形态的限制逐渐减少，媒体内容越来越多元化。商业广告收入竞争，让媒体抢登消费者想要看的新闻。共产党喉舌的人民日报读者流失40%，新起的新京报、南方都市、南方周末、财经报等大行其道。各种地方媒体快速增加，十年之内电视台从38家增长到541家，外加51家卫星电视。电视台收入以每年35%快速增长。互联网上每秒钟增加一个博客，今年初全中国有近四亿五千万只手机，每秒钟平均发出1万7500则短讯。
鲍瑞嘉说，媒体的本质即是关怀群众，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因为媒体报导获得较多的拆迁补助金，对于网路传递消息，北京青年周报说是出现了市民记者。萨斯传染期间，媒体不顾禁令加以报导，促成中央必须开放增加透明度。官方刊物冰点被停刊，总编辑李大同在互联网上撰文，公开了用奖金控制地方媒体的内幕。四川世界遗产都江堰因媒体报导，逃过拆除命运。厦门兴建可能造成污染的化工厂，因为百万则手机短讯发出，市民上街反对而告终。
*控制媒体信息救不了专制政权*
鲍瑞嘉认为攻防双方都借助新的科技，但是基本上控制媒体和资讯时代是不能相容的。有研究显示，用控制媒体和讯息流通的手段，只能让一些专制的政权延长5到10年。而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若拒绝改变，要付出绝种的代价。鲍瑞嘉说，苏联和东欧的例子让中共领导人倾向于找其他的方法来应变，他期待下一代中国的领导人会做出适合中国的自由化的改变。
鲍瑞嘉对中国未来颇为乐观，他说：“讯息革命和公民行动结合，可对中国政治自由化产生巨大的压力 。我认为在未来七到十年内，可以看见具体的步骤发生，从资讯自由化开始，朝向政治自由化发展。”
*经济生活好则信息空间大*
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骆思典(Stanley Rosen)则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他说：
“只要经济和生活程度继续改善， 资讯自由化就有机会。中国领导人也会更有自信，做出政治改变。 但危险在于万一经济景气下跌、股市泡沫破裂、或生活水平下降 ，或是国家尊严发生问题，就会产生危机。”
*纵比大有进步*
正在南加大访问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邓炘炘说：
“中国资讯开放程度从美国的标准来看是不高，但是比起中国二三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改进。是不是很理想？大家都认为还要改，只要改革的旗子不倒，就是还有问题， 我们还是不满意，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疑问的。”
邓炘炘说，学术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困难是各种问题要同时解决，不能像开发国家或美国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做还要社会上下一起想办法，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