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延续高速增长？中国会不会出现金融风暴或者经济危机？中国能否继续推行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腿走路的路线？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平稳实现第二次转型？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的高速经济改革？这些问题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最近出版的“亚洲政策”杂志探讨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将分外交，内政，经济和社会四个专题展望2020年的中国。今天播送第三部分，第二次经济转型的挑战：。
美国一个跨党派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在七月号的亚洲政策杂志中，刊登了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一组文章，就外交，内政，经济和社会四个层面，对2020年的中国进行了展望。今天介绍的是第三部分，中国的经济。
*第二次经济转型*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皮埃尔.伯特里尔博士在探讨中国2020年的经济局势的时候，提到了第二次经济转型的概念。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的产出以及生产力的增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像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的那样出现危机，反而超出了那些对中国经济局势最乐观的专家的预测。
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伯特里尔教授说，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计划，包括减少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业的比重，增加国内的技术创新，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减少社会的不公的现象，更好地保护环境等等。这些挑战摆在中国政府面前，需要中国政府全力应付。包括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和对投资的依赖，加强内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强社会保障系统。
*三种前途*
中国经济在第二次转移中能否应付这些挑战，伯特里尔教授提出三点可能性。
第一，成功地进行第二次转型。北京有效地推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增加了国内的技术创新，促进了内销，成功地减少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加工业的比例，创造出足够多的新的城镇就业机会，向服务业注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并且进行及时的改革从而实现积极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种可能性是转型失败。一次“完美的风暴”造成负增长，生产力增长停滞，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社会动乱，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国政坛的分裂导致经济严重下滑。
第三种可能性是危机管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伯特里尔教授分析说，在这种可能性中，中国成功地在2020年前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陷于停顿，或者被推迟。在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问题和政治问题互相影响。越演越烈。尽管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巧妙地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但是化解过程越来越困难。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使得中国经济或者能够避免一场大风暴，或者将风暴推迟到2020年之后。
*美国影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伯特里尔教授分析说，中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中关系的制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曲线的因素很多，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伯特里尔教授在分析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时说，中国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的重点主要是落实市场经济的原则，创造出一个市场机制，最大程度的实现经济增长，并且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而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重点主要是改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品质。中国的加工业要逐渐从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向服务业和高附加价值的加工业转移。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的能源效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反复强调“和谐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据香港8月号“镜报”月刊引述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的话说，中共已经完成十七大政治报告初稿，将突出以人为本“一个轴心”和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两个轮子”，并把维护“公平正义”放到突出位置，成为中国再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哈里斯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石油，能源和其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要的原材料的供应。
哈里斯教授说：“中国最近频频对非洲国家示好，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尽力保证原料的供应，而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不断开发非洲市场。最近几年来，中国和非洲的关系非常活跃，特别是苏丹，中国石油公司从加拿大石油公司手中收购了油田开采的股权，并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携手开发石油。”
哈里斯教授指出，中国感兴趣的是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矿产和其他原材料，中国不太愿意在开发能源的条件上附加人权民主等标签。
中国在非洲完全放弃以前所奉行的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主独立事业的意识形态的做法，被有些专家形容为“新殖民主义”，只顾自己的能源利益，完全不顾非洲国家人民的利益和人权。
*大规模政经改革是必由之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伯特里尔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第二次转型中奉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路线，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胡锦涛的政府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政府的承诺，在中国平稳地实现第二次经济转型？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努力失败，中国将会成为什么局面？
伯特里尔教授指出，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很有可能根本就无法实现。
伯特里尔教授认为，中国政府最低也应该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官员提供一种鼓励机制，让他们的决策能够和胡锦涛的新的发展观相一致。另外，中国还需要更加独立的司法体制。伯特里尔教授认为，追求纯经济增长比建立和谐社会以及可持续性增长更容易达到。
*忙于危机管理 严防星火燎原*
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同意伯特里尔教授关于中国政府正在进行危机管理的分析。程晓农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无法重复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腿走路的做法。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处于一触即发的程度。
程晓农博士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是正常的，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是起正面促进作用的话，中国政府何至于落入危机管理的状态？今天中国政府面对各种问题的状况，基本上落入危机管理的状态。他们时时处处都感觉到，每一个火星都可能爆发火灾。
“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学者叫康晓光，他写的一篇文章，登在中国国内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我们当代中国研究也刊登过。这个作者是亲中国政府的，但是他的一些观点说了一些实话。比方说，当时他就说，2002年的中国是一个布满干柴的大院。在大院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一颗火星，就有可能引起冲天的大火，把这个院子烧掉。
“中国政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大院各个地方全面布满救火队，盯着每一个角落，哪里出现一个火花，赶快把它给捂住。因为不知道那个火花一瞬间就会引发出什么结果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就在进行危机管理。问题在于怎么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界各国印象很深的发展，造成的不是全民的生活改善，不是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的稳定，而是相反？我认为问题出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
程晓农博士还说，现在，很多西方学者误解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把中国的发展等同于西方民主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美国经济年年增长百分之十，当然是民富国强，人人都过得很好。中国却正好是相反，国是强了，民却穷了。那么，这个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中国这个民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发展。
*为执政党设下陷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伯特里尔教授在展望中国2020年经济局势的时候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问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否为这个党本身设下一个陷阱？中国政府是否无意之中创造出民主化的诱因？如果中国的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没有实现，中国社会将出现什么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会不会走向更加独裁和压制？中国领导层会分裂还是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中国是否会出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国会不会出现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像前苏联那样，重塑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问题都值得观察家密切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