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0周年。这个当代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政治稳定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而且也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影响。不过，有关专家表示，在10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从那次金融危机中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因此，现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更高。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方面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危机发生国家存在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公司管治和透明度的问题上。
*周墨：金融全球化催生危机*
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及美国世川和平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研讨大会上，联合国经济社会部的助理秘书长、原马来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周墨(Jomo Kwame Sundaram)表示，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防止危机的发生以及危机管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认为，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本问题。
他说：“尽管发表了很多报告和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分析并没有真正地涉及这次危机的根本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的机构还没有意识到，金融全球化从根本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的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新的途径来遏制可能发生的危机并在危机发生之后做更好的处理。”
*抗周期和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马来西亚社会分析研究所的创办人周墨教授认为，人们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即应该认识到，需要毫不含糊地推行抗周期、而非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财经有关的政策。其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应该给予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更大的政策空间，而目前对政策施加的各种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减少了这种可能性。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负责国际金融、贸易和经济融合项目的格拉博教授在研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在危机之后行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不受限制的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国际私人资本的流动，会加剧或是引起导致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的脆弱性。这个新常识的另外一个组成部份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的临时性的、有利于市场的控制在减缓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位教授认为，这种新的共识并不足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她说：“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这个新的共识不支持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而且，它也没有把促进金融稳定的政策放在调控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政策议程的中心。”
*格拉博：贸易投资协议是特洛伊木马*
格拉博教授还认为，目前很时兴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实际上已经成为那些主张金融自由化的利益方促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主张的特洛伊木马。因此她敦促发展中国家认真地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参与那些限制它们对金融危机做出反应能力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她说，没有实际的例证证明，这种贸易和投资协议加强了贸易和投资的流动，但是它带来的害处是十分明显的。
尽管人们今天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具备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的手段，但是丹佛大学的格拉博教授说，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向前迈出一步的时候，却向后退了两步。
她说：“我认为，由于过时的意识形态以及推动贸易和投资协议的金融利益，今天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她还指出，东亚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要积累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而不需要仰赖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以美元为基础的外汇储备使得他们现在更加依赖美国。
*区域合作和IMF*
华盛顿的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魏斯布罗特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因此加强区域性的金融合作为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他说：“我认为，区域性的机构将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1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改革在哪里呢？尽管人们试图对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进行监管，但是现在不受监管的资本要比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还要多。所以，我认为，区域性的安排是最好的替代性选择。”
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旨在加强亚洲国家支付能力的清迈倡议如果能够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束缚，或是另外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将有利于该地区制订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