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日益普遍,各地政府计划严格惩罚制度,以制止富人名人以生育第二胎挑战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中国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生育第二胎、第三胎的现象。中国新华网报导,辽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牟维勇说,在超生队伍中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的老板和个体经营者。
中国媒体引述沈阳和平区人口计生局长仲丽艳的说,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一要生男孩继承家产,二要避免一个孩子孤单。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些人富裕起来后就要圆他们的“儿女双全”梦,他们以交罚款的方式理所当然地超生,这被一些社会学者批评为生育权上的“贫富不均”。
*富人名人超生无法有效制止*
虽然中国各地政府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超生一般处以党纪、开除公职等惩罚,但是对富人名人却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制止办法。
最近,中国各地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纷纷表示要对超生的富人名人采取罚打并举的措施。浙江省主官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人章文彪表示,他们计划对一些超生的富人名人采取暴光行动,要让他们的社会名誉受损。
中国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曹景春早在过去两年就建议针对富人名人超生采取严格惩罚制度。他提出,各地政府对超生的富人名人除了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外,还应当取消这些人在各种机构的名衔,取消他们的人大、政协等代表资格。
曹景春认为,虽然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人口发展的阶段性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未来一定会实行“两孩”政策,但是现在实行两孩化的时机仍然不成熟,中国现在需要大力稳定低生育政策。
*学者提出调整一胎政策*
中国经济学家、天则经济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人口一胎化政策,不论从人口数据统计还是日常生活表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他说,他出国到很多国家都看到很多孩子,但是中国城市却看不到多少孩子,一些地区的中小学校因为缺少生源不得不关闭,而且这个趋势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明显。茅于轼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发展到适当调整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持类似观点。他说,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比起低素质人口超生的问题来,中国富人名人超生恐怕还不能算得上是个大问题。他认为中国高知识、高素质、高收入人群不是孩子生多了,而是生少了。
*仲大军:炫耀财富有社会影响*
他说,富人名人、特别是高文化人群的超生对中国的整个人口结构,对中国下一个周期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仲大军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富人名人违反生育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恐怕不好,特别是有些人以超生来炫耀财富,显示特权。
仲大军说:“首先这反映的是个经济问题,背后是否会有等级、高贵身份等问题?超生成了富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方式,这就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
中国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有60%以上的民众希望生两个孩子。中国政府1月表示无意放松现行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