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现象，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力图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学者建议中国可以借鉴台湾农村土地改革的经验，把土地分给农民。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农村无法照搬台湾的经验。
《书屋》杂志最近刊登黄明英的一篇文章，谈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经验对大陆的启示。
黄明英认为，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先进而农村远远落后的二元格局社会的现象。黄明英指出，如果不能减少城乡差别，使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势必形成断裂社会。
*台湾的土地改革*
据有关专家介绍，台湾的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
第一是“三七五减租”，也就是规定农业土地的租金最高不能超过全年产物的37.5%。
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也就是把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占台湾可耕地总面积21.6%的大量农田由农民承领，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偿还后农民就是土地所有者。
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耕者有其田。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制，超出限额的部份由政府征收并转让给农民。
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台湾经济的起飞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把土地分给农民*
纽约中国问题观察家李大力在博讯网上发表文章，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借鉴台湾经验，在中国推行第二次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
李大力在文章中说：“数千年来，中国以农业立国。即便是在今天，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80%。如果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满足，中国的政治则危如累卵。”
*严重破坏的始作俑者*
胡锦涛为了纠正中国城乡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
李大力指出：“殊不知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早已是和谐社会，令其遭到严重破坏的始作俑者正是共产党本身 。”
李大力在文章中说：“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实行无为而治，中央政府管治的最低层单位只是县，朝廷派出命官也只是县官一人赴任，师爷自请；不像现在共产党每个县动辄上万名公务员，军警宪特一应俱全。”
*李大力：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毁于一旦*
李大力在文章中说：“过去县以下基本上是民间自治，县官管治乡村全靠乡间的士绅贤达和家族长老，他们不受朝廷封册，不领国家俸禄，没有世袭嫡传，却代行政府职权，运用传统的礼法族训和乡规民约，维护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京城如何兴衰更替，他们在乡间坚守传统、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平争，大家和睦相处，各阶级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谐社会。”
李大力指出：“数千年来中国农村一向是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社会。所不和谐者只是少数妄图不劳而食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但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道德和民间法统的群众压力下，几千年来一直无所作为。直至近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发动痞子运动，把不劳而获、懒惰欺诈甚至嫖娼聚赌当成革命行为；又适逢外敌入侵，内战不止，给他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用武力了夺取政权，破坏了社会脉络，毁灭了伦理道德，至使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毁于一旦。 ”
*程晓农：重新评价中共的土地改革*
李大力指出，中国三农问题，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谈论实行土地私有制是书生空谈。
程晓农分析了为什么中国政府目前无法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原因。
程晓农说：“首先是农村基层统治的精英和农民的关系。现在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都是中国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的后代。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原来都是农村里的二流子和懒汉。所以，毛泽东的土改不仅仅是分地，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掀个底朝天，让懒汉二流子掌权，把勤劳能干的中农和富农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新评价中共的土地改革，实际上要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再次来个底朝天。问题是土改时期被打击的那些阶层的后代早已经被压垮了，这些人不太可能再回来。”
*程晓农：打土豪、分田地只是手段和口号*
程晓农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分地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只是手段和口号。程晓农说，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之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就把农民手中的土地给没收了。
程晓农说：“毛泽东分地不过是一个手段，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份地这个过程，把农村里面的二流子和懒汉变成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变成基层干部，这个过程完成了。就像太子党一样，如果中国没有太子党的存在，很多事情都容易得多。但是，只要这批人存在而且掌了权，让他们做否定他们父辈的事情，事实上政治上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外部的政治压力。”
*农民维持在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
程晓农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说，目前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根本不是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解决农村的安定问题，希望尽可能把中国的农民维持在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所以，尽管中国农民的土地承包一包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但共产党就是不肯走出土地私有化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