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表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关注显著增加，但是来自社会的歧视，仍然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艾滋病维权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应该欢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更多地参与艾滋病的防治，而不要把问题政治化。
*政府及民间组织越来越关注*
中国总理温家宝2003年到北京一家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标志着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自那时以来，中国的民间团体和政府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以及患者的关注越来越多。
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活动人士宋鹏飞说：“政府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注明显地越来越多。现在提供的免费药品也越来越多，‘二线’的药物也在准备之中。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还是最大的问题。”
*社会歧视难应对*
宋鹏飞是山西临汾人。早在1998年，只有15、16岁的他因为外科手术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与输血医院打官司使他成为中国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最早的几个人之一。宋鹏飞感染艾滋病毒以后，遭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种种歧视。有医院拒绝为他治疗，把他赶出医院。宋鹏飞只好回到山西老家。
不过，亲戚朋友不再登门，而邻里乡亲更是担心宋鹏飞会传染他们艾滋病，附近的邻居也纷纷搬家。村里甚至有上百人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不让宋家继续在村里居住。
宋鹏飞说，虽然现在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境况这些年来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来自民间的歧视仍然是这一特殊群体所要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他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歧视，来自民间的歧视。老百姓对艾滋病还是了解和理解得不够。我觉得政府、民间和非政府机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中国从事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维权人士说，自从3年前北京正式向世界承认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中国民间从事抗击艾滋病宣导工作的组织和个人逐步得到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促政府放弃戒心莫将问题政治化*
中国抗击艾滋病非政府组织代表贾平表示，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公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强调防治艾滋病以政府为主，说明政府仍然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存有戒心。
他说：“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管理机制上仍然存在很多巨大的问题。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等等。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民间的参与存有一种戒心，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了。”
贾平说，尤其是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参与可以说加强了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