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革新以及美国经济的增长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却没有给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带来多大的改善。事实上，当今的工人比以往更容易被解雇或失去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等相关的生命线。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探讨了失业和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心理和社会代价，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占人口1%的富人拥财富三成多*
以前，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收入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今天，工人的生产率比五年前高出24%，而他们的实际中间收入基本上没有变化。他们创造的经济价值大部份流向年收入超过1百万美元的人手上，造成财富的高度集中。30年前，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占有美国所有财富的不到五分之一，但是今天，美联储的数字显示，这极少部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美国所有财富的三成以上。
*伯恩斯坦批“个人靠自己”经济学*
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生活标准项目的主任、资深经济学家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他的新书《同舟共济：公平经济的常识》中把这种现像称作是YOYO经济学，即“个人靠自己”的经济学。星期二，在华盛顿自由派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伯恩斯坦对这种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
他说：“当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从全民的就业转移到给一些个人提供最大的激励，YOYO经济学就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所带来的结果。随着经济思维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会从政府能够做什么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做出贡献同时又能从现有的资源中获益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能够做什么以便不挡道？”
*乌诗特尔：失业损害身心健康*
纽约时报的经济记者乌诗特尔(Louis Uchitelle)在大量采访和报导的基础上撰写了《可有可无的美国人》一书，对失业现像进行了探讨。他说，这不是关于失业的故事，而是关于被解雇给一个人带来的经济以外的伤害。
他说：“这是关于有一天你被告知你不值我们支付给你的这些钱所带来的损害。被看作没有价值给自信带来的打击使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由此引起的自我责备以及自信的丧失会引起长期的心理伤害，也对公众健康造成损害。”
乌诗特尔说，由被解雇引起的公共健康问题不能只是公司管理层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社会和政治上做出反应的问题。他以美联航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维修中心的案例，说明裁员并不一定是必要的。他建议要准确的统计失业的人数，同时要求公司公布裁员的具体情况和数据，促使他们更为负责。
*斯珀林：调整政策 共同繁荣*
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克林顿政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以及国家经济顾问主任斯珀林(Gene B. Sperling)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了美国人工作上的不安全感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影响。
他说：“我认为，他们有一种向下坠落的严重恐惧感。不仅仅是你失去工作要经历一段困难时期的恐惧，而是失去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会使你不再属于这一经济阶层的恐惧感。这种向下流动是一个痛苦的综合症。这也可能是人们陷入债务的原因。”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呢？斯珀林在研讨会上介绍了他的新书《促进增长的渐进措施：实现共同繁荣的经济策略》中提出的解决办法。
他说：“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政策调整，尽管这在政治上可能不是很受欢迎。我们比任何发达国家所做的都要少。我们应该把这种调整变成是普遍的，而不需要看你是否是因为贸易而失去了工作。它应该足够广泛，涵盖产生安全感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保险和房屋按揭。另外，这种调整也应该手续简单。”
斯珀林提出的其他解决办法包括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预先采取对策，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和社区，而不是在这些人受到伤害之后才采取补救措施。同时重新考虑创造就业的公共投资策略以及帮助一些社区更好的同中国和印度竞争等等。
*克鲁格曼：政府将风险从社会转向个人*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研讨会上表示，政府的一些政策将风险从整个社会转向个人，因此使个人承担的风险越来越高。
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人们面临很多风险的社会，这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正在面临没有正当理由的风险，特别是个人和家庭面临很多风险，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则没有什么不确定性或是风险。”
克鲁格曼说，个人面临巨大风险但是并不增加社会总体风险的三大领域包括医疗保险、退休以及失业。他对美国现有的医疗保险政策以及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建议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使个人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运作成本更高。他说，这种个人面临的不必要风险的增加是对我们福祉的一个相当大的侵蚀。
*教育能解决失业问题？*
这些经济学家都指出，改善教育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单是这方面的改革并不能创造好的工作。因此，认为失业的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或是再培训就能解决问题只是避免采取必要步骤的遁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