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地方当局对1989年六四期间的死难者周国聪的家属提供补助，以换取其家属息诉的做法，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表示，政府如果希望用金钱换取六四难属的沉默，那是天安门母亲们无法接受的。
*政府对六四态度未松动*
最近几天来，六四期间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获得四川地方政府7万元人民币“困难补助”的消息，引起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处理六四事件方式上的松动。
同样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儿子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提出，四川地方政府说得很明白，这笔款项是给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的“困难补助”，而不是给予受害者的赔偿，所以不能认为是六四受难者的首例索赔成功，而且唐德英得到这笔补助金，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她说：“为了得到分两年，每次3万5，一共7万块人民币的这笔困难补助，还要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女士在息诉的协议上签字。我想这就再明确不过了，这就已经说明她放弃刑究。”
丁子霖认为，这次四川地方当局对周国聪一事的处理，绝对不是地方行为，而是经过上面同意的，是中国政府迫于海内外的压力，抛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
*天安门母亲不会被封住嘴巴*
丁子霖表示，虽然对唐德英女士的处境十分同情，也尊重她的决定，但是天安门母亲的大部份成员，绝对不肯为了经济补助就放弃追究和索赔的权利。
她说：“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我们难属逐渐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很明确的3个诉求，政府不予理会，政府也在琢磨，琢磨到现在，终于门缝开了，他出的一张牌，原来是这样子，闭上嘴巴，放弃刑事追究，放弃索赔，给你一份困难补助，还得看情况而定。对政府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让他收回这张牌。”
丁子霖所说的3个诉求，是1995年“天安门母亲”提出的，包括组成专门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和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责成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人大制定并通过专项“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赔偿；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政府补偿必须无条件*
丁子霖表示，在天安门母亲当中，也有很多生活困难的难属和伤残者向政府提出过困难补助，但是都没有成功，原因就是难属们不愿意为经济补偿而闭嘴，也不愿意放弃依法索赔的权利。
丁子霖表示，天安门母亲们并不指望这三大诉求能够一步到位，对于政府向难属提供补贴的做法，也表示欢迎，但这种补贴一定得是无条件的。
她说：“先易后难，最难的是八九年这场民主运动的定性，现在我们受难者和政府对定性的分歧是很大的，先把这个搁置一边，你给生活在最底层的特别困难的给予一份困难补助，无条件的，将来不让他放弃刑究，不让他放弃索赔，也不让他闭上嘴巴，如果是这样无条件的给一份困难补助，那我可以表示欢迎的态度。”
*海内外仍有人援助六四难属*
丁子霖还告诉美国之音，虽然政府继续对海内外向六四难属提供的人道援助进行冻结和控制，但还是有很多团体和人士辗转把援助款项交到她的手中，设法给生活最艰苦的六四难属提供些许的经济支援。
